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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什麼目標，也不會卯著勁去寫，詩歌對其而言只是一件“無心插柳柳成蔭”的事。“我對詩歌並沒有真正意義上認同，內心裡還是喜歡畫畫，那遠比文字對我有吸引力。”

當時巫昂一門心思想去美國學習藝術管理，從小學習國畫的她，一直想回到這個領域。託福、GRE、TSE……她把該考的試都考了，成績也達到了藝術管理的要求。美國的教授來信說要有藝術專業的學分，當時社科院並沒有相關的藝術課程，於是巫昂以社科院研究生的身份找到並說服了中國美術學院教務處的負責人，促成了兩校互換學生的合作。說起這件事，巫昂頗為得意：“後來，這事真的成了。他們那學生到社科院來上英語課，我去那裡上了半年的美術史。”

萬事俱備，巫昂卻選擇了留在國內，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發現了自己在寫作上的天分。“突然間那麼多人注意或崇拜你，開始誰都會有些飄飄然，那樣的年齡，都希望被肯定。對我來說，這是很艱難的取捨，不過當時也沒有什麼思想鬥爭，很自然地留下了。因為要填一個挺繁瑣的表，我一看到就頭大，表寄來我都沒有填。”說完，巫昂爽朗地笑起來。看似一個隨意的決定，在巫昂的內心裡早已有了輕重判斷。就這樣，一心想畫畫的巫昂寫起了詩。

百分之百的行動派

在巫昂的記憶中，還有一件讓她頗為驕傲的事。大二那年，巫昂參加了一個民間自發的旅行，騎著腳踏車從上海到敦煌。“當時錢和裝置都不太夠，可我是一有衝動就會有所行動的人，向同學借了一千多塊錢和一部相機，我就出發了。”這個十人的腳踏車隊裡，九個男生，只有巫昂一個女生。從上海到敦煌，他們騎了四十五天，有時候一天要騎一百多公里，晚上或是住在路邊的小旅館，或是睡在學校的課桌上。性別原因，巫昂常常要另找地方自己住。“在大西北自己過夜挺害怕的，那一次真是練膽了。回來以後，我覺得再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了。”

“我會階段性地玩一個東西，玩得很來勁，把它琢磨透了，然後去玩新的，這是我的人生觀。”巫昂笑說。研究生的時候，巫昂剛迷上古典音樂，恰巧碰上了“國際音樂節”。為了每晚都能聽到音樂會，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去北京音樂廳找工作。後來，巫昂果然得到了一個雜誌編輯的職位，就這樣，在那裡聽了半年的音樂會，每晚如此。

巫昂喜歡主動精神，從內心裡覺得人生應該如此。她認為很多事情並沒有想象得困難，應該主動爭取，而非等著別人送上門來。這樣的主動不是因為功利而為之，只是為了讓夢想得以實現。巫昂的實幹與主動也大大影響了她現在的電影事業。

即便是去香港過年，巫昂的頭腦也沒有停止思考。在香港逛街時，巫昂發現街上多了許多買公仔玩具的鋪子，年輕人都非常喜歡這些東西。於是，她開始琢磨起它和電影之間能否發生一點什麼關係。回北京後的一天，巫昂在京通高速上突然有了想法，馬上聯絡了電影投資方和“火星叔叔”公仔玩具品牌，兩三個電話下來，便促成了電影衍生產品的合作。巫昂是個百分之百的行動派，也習慣“今日事今日畢”，她在十天時間內想出了###個電影衍生產品，有三分之二都已落實。

在“三聯”的那些日子

巫昂的身上總有些與生俱來的能力，比如她認為自己會寫詩是一夜之間的事，又比如她的新聞敏感和對複雜關係的把握能力。在《三聯生活週刊》，巫昂是社會部的一名女將，災難、警匪、腐敗、暴力、社會問題是她的專長。巫昂喜歡處理關係複雜的稿件，越複雜的關係越能刺激她弄明白的慾望，她把這些歸結為水瓶座科學家的天性。

進“三聯”是改變巫昂生活的一件事，她由此進入了一個有強烈責任感的階段。在記者的情景裡，巫昂是專業的，她理智、冷麵、堅硬，文章中也不會流露出一絲情緒，以至於很多讀者誤以為她是男性。

那時候，巫昂平均一個月出兩次差，每次一週，不管多難的事，三五天內必須搞定，回來後常常要在一天內完成一萬多字的稿子。這樣的記者對各地的飛機場和小旅館都很熟悉，有時候上午還好好地去上班，下午可能就出現在了事故現場。巫昂第一次去外地出差，是為了“國內首例艾滋病初篩結果洩密案”去山西採訪一個被誤認為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女人。為經證實的訊息嚴重地干擾了女人的生活，以至於上街買把瓜子，小販都不敢接她的錢。這次採訪對巫昂觸動很大，之前她從未意識到一條新聞會對人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她覺得自己有責任把所瞭解的一切真實地表現出來。在東奔西走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