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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懺悔錄》供給我們許多人情世故，可以由此知道古今中西之人心原是一樣，這已值得一讀了。況且有許多奇事逸緻，非在18　世紀的法蘭西不能得到，更使讀者得了無窮的寶藏。”（張競生：《〈盧騷懺悔錄〉第三版序》）不妨借用此視角，來談論張競生驚濤駭浪、起伏不定的一生——你會驚歎，此人怎麼經常與政治史、思想史、學術史的“大人物”或“關鍵時刻”擦身而過？這不是一個聲名顯赫的“成功人士”，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個“失敗者”，可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角度，幫助我們串起了一部“不一樣”的中國現代史。

假如此說成立，那麼，為張競生寫傳，就不該侷限於傳主生平，而必須有更為宏闊的視野。更何況，張競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談》、《十年情場》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傳主的自述所覆蓋。好在本書作者張培忠君深知其中奧秘，為撰寫此書投入了大量精力（所謂“念茲在茲近三十年，積累考證近二十年，研究寫作近十年”，參見本書後記），廣收博採，兼及作家的揣摩、學者的考證，以及儘可能詳盡的田野調查，故此書多有可觀之處。

如此評傳，我能先睹為快，實為幸事。我與作者一樣，都是潮州人，對於張競生這位先賢早有耳聞，只是囿於成見，不曾給予必要的關注。直到應邀寫序，閱讀了大量張競生著譯，對這位前北大教授的印象方才大為改觀。可惜的是，深入的專題探究，既無法倉促完成，即便完成，也不適合作為評傳的序言，只能留待日後單獨發表。

2008　年7　月20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　想看書來

一、革命本色（1）

“五四”前後的北大，是學術研究的重鎮，革命思潮的中心，還是傳播馬列的前驅。置身在這個大時代的漩渦中，張競生不是隻滿足於當一個“兩腳書櫥”，也不是隨波逐流與世沉浮，作為一個先進的知識分子，他有著自己的學術追求，也有著自己的政治主張。

從講授《普遍的邏輯》開始，張競生逐漸成了北大紅樓授權圈裡引人注目的角色。1918年夏天，沙灘的四層紅樓落成，北大文科和圖書館遷入新址辦公，新的圖書館開闢了六門閱覽室，21間藏書庫，整整佔了新樓的第一層樓。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大量購買新書好書，親自制訂借閱、閱覽制度，使圖書館成為傳播新知識、宣傳新思想的場所，也成為文科教授互相交流、新舊人物角力交鋒的地方。

李大釗的主任室就設在紅樓東南角上的兩間房子裡。張競生上完課後，必來這裡盤桓一番，看看又來了些什麼新書，或者有哪些書需要請圖書館購買的；更多的時候則是與李大釗就當前的時局或者正在研究的問題展開討論和切磋。

張競生與李大釗可謂一見如故。剛到北大任教不久，張競生為了備好“孔德學說研究”這門功課，到圖書館尋找孔德的社會學方面的著作和相關資料。在《少年中國》雜誌上，張競生讀到了李大釗剛剛發表在該刊的文章《自由與秩序》，作者指出：“社會的學說的用處，就在解決個人與社會間的許可權問題。凡不能就此問題為圓滿的解決者，不足稱為社會的學說。”“我們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們所顧全的秩序，是自由間的秩序。只有從秩序中得來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設的是秩序。個人與社會、自由與秩序，原是不可分的東西。”社會學是一門新興的科學，在中國對這門學問進行研究的人，更是鳳毛麟角。沒想到這點陣圖書館主任對社會學有如此深刻的見解。張競生由讀文而想見其人，遂到隔壁主任室與李大釗認識、攀談。

初次見面，互道久仰。李大釗穿著一套普通的布長衣，中等身材，體魄強壯，給人一種踏實誠懇的感覺。張競生對李大釗在這麼短的篇幅中把自由與秩序這個社會學的大問題闡述得如此透徹表示佩服，李大釗謙和地笑了笑，稱那只是一篇不值一提的小文章而已。

由一篇短文說開去，兩人竟然有許多共同的興趣和話題。他們在留學時代都關注過人的精神解放與自由問題，都曾專門研究過社會學問題，也曾專門研究過婦女問題。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時，第一次閱讀了日本學者幸德秋水翻譯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初步認識到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就是消滅私有制；而張競生在法國里昂大學做博士論文時，曾深入研究過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其基本思想是社會不平等及人對人的剝削，都與私有制有關。這種共同的話語基礎使兩人越談興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