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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1922年6　月2　日的日記記載：“今晚席上蔡先生（即蔡元培）提起孫中山的問題，他想邀在座各黨的人同發一電勸中山把護法的事作一個結束，同以國民資格出來為國事盡力。席上諸人因往日黨派關係多怕列名，我勸蔡先生擬稿即發出，即邀李石曾、張競生等列名，以友誼勸他。蔡先生說今天本是石曾、競生髮起此議，他明日即發電去。”

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作為一個具有現代意識而又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在理智與情感的天平上，張競生選擇了前者。毋庸諱言，孫中山是張競生的引路人，是先生引導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也是先生鼓勵他走上了留洋之路，先生對他恩重如山。他當然是愛先生的，但君子愛人以德，他深信先生始終是以民族大義國家利益為皈依的。當初，他在先生的領導下參與南北議和，當孫中山先生提出如果袁世凱能使清帝遜位，他將虛位以待，讓袁世凱當總統，那時他們一班人是表示強烈反對的，但先生不為所動，一諾千金，不負國民，以成共和。先生從來就不是一個貪戀權位的人。如今，十年過去了，民國已不復當年的民國，而是滿目瘡痍，江河日下。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革命本色（5）

在此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國家四分五裂的時候，他覺得有責任向中山先生進言，以息戰事，以利民生。於是，他決定聯絡有識之士，一起勸告孫中山先生停止北伐，並與非法總統徐世昌同時下野，以還政於民。他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在法國留學時亦師亦友的李石曾，李石曾十分贊成，但感到單靠他們兩人仍是勢單力薄，必須找一個更有號召力的人來登高一呼，造成聲勢。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校長蔡元培。事實上，5　月13　日，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十六名教授、學者已在《努力週報》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把建立一個“好政府”，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現在，李石曾、張競生又有此動議，正好與他們的主張遙相呼應。三人一拍即合，隨即分頭行動。張競生著手草擬電文，蔡元培、李石曾則在當天的聚會或宴會中廣為聯絡，動員大家列名聯署。

以歷史的眼光來看，蔡元培、李石曾、張競生的聯名通電，不過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一廂情願的書生之見。從改良主義的立場出發來觀察中國的問題，無論是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等軍閥，還是孫中山依賴的南方各省軍閥，都不可能用武力實現中國的統一，結束南北之間的戰爭，所消耗的都是國家的財力，而最終受害的都是人民。因此，他們既反對北方各派軍閥武力統一中國，也不贊成孫中山為護法而訴諸戰爭，希望透過和平談判，求得雙方妥協讓步，來解決南北之間的爭端。這就是蔡元培、張競生等書生之見的可敬之處，也正是其幼稚之處。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對慣於窮兵黷武的軍閥，要求他們主動放下屠刀，無異於與虎謀皮。歷史又一次證明孫中山的先知先覺和不屈不撓。儘管連遭失敗，他仍屢仆屢起；儘管橫遭物議，他仍泰然處之。

就在張競生起草、蔡元培領銜致孫中山的專電發出半個月後，廣東政局發生激變，陳炯明公然叛變革命，炮轟總統府，危害孫中山。

孫中山在衛兵的護衛下避過叛軍的槍林彈雨，逃離廣州，安抵上海。

此次事變，舉國為之震驚，政局之複雜，絕非書齋裡的教授們可以預料。事隔多年之後，汪精衛舊事重提，尖銳地指出：“當5　月間，陳炯明免職之後懷怨望，猶不敢為亂，及得蔡電，始借辭發難，有6　月10　日炮擊觀音山之變。”把陳炯明作亂歸因於這封電報，顯然是過甚其辭，但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蔡元培、李石曾、胡適等都感到在政治上碰了壁，張競生內心更感到惴惴不安，他為先前的幼稚而慚愧，也為先生的安危而牽掛。恰好此時李大釗赴上海探望處於困境中的孫中山，談論兩黨合作之事。張競生得知李大釗將往上海，特地請他轉達對孫中山的歉意和問候。

在上海，孫中山多次會見李大釗，也單獨會見陳獨秀，對怎樣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以及國共合作等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孫中山誠摯地希望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幫助他改組國民黨進而振興中國革命。數天後，李大釗、陳獨秀等由張繼介紹，由孫中山親自主盟，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

李大釗返回北京後，張競生專程到文華衚衕24　號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探訪李大釗。在客廳兼書房的西廂房裡，李大釗客氣而親切地接待了張競生。李大釗興奮地向張競生談論此次在上海會晤孫中山的情形。上一年底，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