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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冬烘先生們氣不過了要用強力禁止它的流通，則我對此種蠢方法不免一喜又一懼，喜的是由他們強壓的手段正使這本書從暗中四方八面去發展，懼的是因為暗中流通得太厲害了，不免有些奸商從中取利，把這本書原意好處改竄做壞的了，而使它最正經的變成為最淫的了。故我預先宣告：若此書將來變成為淫書，多因為一班人不許它公開研究的緣故！”

實事求是地說，張競生徵集性史，立意是正當的，純粹是學術研究，絕非為了發財。而且他在每篇後面的按語中所提出的第三種水、七擒七縱以及相關性知識，也並非完全是無稽之談。但嚴酷的現實給了他當頭一棒，把他那一相情願的美好願望擊得粉碎。

張競生原以為，細思此事，何日無之，何地無之？徵而集之，研而究之，正是天經地義，並打算一集一集地出下去，完成一宗名山事業。但狂蜂浪蝶已經把他搞得聲名狼藉，他只好緊急通知光華書局不可重版，原來已經發稿的《性史》第二集趕緊撤稿，書局預付的一千大洋也如數退回。《性史》第一集的二百餘元版稅，全數發給作者。

至此，張競生忙碌半年，分文未取，卻被一世惡名，而且人生道路從此發生逆轉，以致蹉跎終生，每每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性史》把張競生窄化、僵化、妖魔化，因為塗抹和覆蓋了太多的釉彩，他真實而生動的面影反而變得模糊不清、飄忽不定了。

張競生百口莫辯，《性史》也命運莫測。老報人鬱慕俠在《張競生的〈性史〉》中寫道：“要買《性史》的人，居然有錢沒處買，竟至輾轉訪求，或者登報徵覓的也很多，其吸引力的偉大，可想而知了。……後來當局一聲令下，諭訪查禁，才風流雲散，不敢公然出賣。”餘紹宋在1928　年2　月25　日的日記中記載：“有憲兵兩人登車，入餘所坐包房，即各出性史一冊朗誦之，真堪詫異。”

葉仲鈞在《上海鱗爪》中有打油詩：忍心辣手造淫辭，害得青年不自持。

炫世妄然稱性史，料應死後入泥犁。

胡適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中指出：“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徵’？”薩孟武在《學生時代》一書中說：“其實，中國一部歷史，固然不能用唯心史觀來解釋，也不能用唯物史觀來解釋，可否用唯生史觀，亦有問題。若勉強求之，似是‘唯性史觀’。張競生之《性史》不過誨淫之書，毫無價值。他若能引用先哲之言以為據，古代歷史以為證，則《性史》的價值便不同了。”

嗚呼，《性史》之書，誨淫之書，已成定讞。書猶如此，人何以堪？

一、別鵠離鶯（1）

張競生在北京大學已處於不尷不尬的境地。###雖說尚未查禁《性史》，拿辦編者，但已派出便衣到各書攤巡視，並對書攤的老闆提出口頭警告，要求各書攤不得售賣《性史》，否則後果自負云云。

迫於形勢，張競生不得不於1926　年5　月11　日以“性育社”的名義，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啟事，稱“《性史》第一集，因故不能依期出版，有買他的預約券者，請向原定書局繳券領回原錢”。

張競生心裡明白，此書是再也無法重見天日了，但為了不使支援他的熱心讀者失望，他故意使了一個障眼法：“以後如有出版，定價特價三角，以答雅意。”

張競生想做一個為學問而學問的純粹學者，但偌大的中國已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反動的北洋統治者對外卑躬屈膝，對內卻瘋狂殺戮。從1925　年的“五卅慘案”到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進步學生接二連三血灑街頭，革命力量遭受殘酷鎮壓。1926　年4　月，在吳佩孚、張作霖軍隊的聯合夾擊之下，馮玉祥的國民軍敗退南口。

張作霖佔領北京，當上了北洋軍閥的“末代皇帝”——安國軍總司令。

張作霖把持了中央政權後，為鞏固其統治，隨即頒佈了殺氣騰騰的《保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