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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思鄉小曲外，就是打牌、賭錢、吵架聲。士兵一犯紀律，排長就打罵或關禁閉。針對這些情況，伙食委員們先教大家唱歌子。自己不會教就請會唱計程車兵出來教，如《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等；還請識字計程車兵給大家讀*辦的《新華日報》，也讀《新疆日報》的文章，講前方抗日勝利的訊息。過年過節和冬閒時間，還演些活報劇，如《碼頭工人》《活捉漢奸》等。大家一唱一聽一演，抗日的熱血沸騰起來了，恨不得立即打回東北老家去。他們還舉行籃球、排球、乒乓球活動，士兵的體質也有了增強。連隊有歌有戲有球賽，不但吸引了士兵，也吸引了附近的老百姓。開始老百姓很怕他們，一見當兵的就走得遠遠的，特別是那些年輕姑娘，經過營區時頭都不敢抬，後來慢慢到營區來聽歌看戲看球賽。開始來些男青年，後來男女老少都來了，特別是星期六來得更多。縣城的姑娘也來唱唱跳跳，縣裡的樂隊也來參加伴奏。以後他們乾脆在院子裡搭了個戲臺，歌聲、鑼聲一響，老百姓就來了。很緊張的軍民關係逐步搞好了。

接著，譚連長和伙食委員會又想辦法解決治病的問題。當時主要的疾病是“花柳病”，全連患這種病的約40來人，一發病就尿道發炎、化膿，重的還拉血，路也走不成，不能執勤，甚至還要人照料。由於病號多，沒有藥品，連隊負擔很重。譚連長親自到軍需處要了一些藥回來。由於人多藥少，藥品質量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譚連長只好去找潘司令，透過潘與蘇新貿易公司聯絡，從蘇聯進口了一些藥品。伙食委員會把伙食賬算了算，省出一部分錢，加上譚連長的一個月薪金，用來買藥。當時有一種治花柳病的針劑藥叫做“六　NFCA1　六”，潘司令透過蘇新貿易公司買回90多支，全連40來個病號，有的打了2針，有的打了3針，都好了。這件事很快又傳到了其他連，不少花柳病號要到一連來就醫。團長感到很為難，沒有答應。

譚連長和伙食委員們還注意把抗日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病號身上。騎兵連兵油子多，平時病號少則幾個，多則十幾個、幾十個，有的是真病，但多數是“思鄉病”，還有人是長期裝病。他們一方面給那些確實有病計程車兵做病號飯，端到床前，送到手上，病號深受感動；另一方面又發動士兵互相監督。這麼一來，真病計程車兵振奮了精神，裝病的兵油子再也裝不下去了，病號明顯地減少。

最後一個問題是賭錢。他們先從當官的抓起。過去是排長、班長找士兵賭錢，士兵不敢不賭。當官的贏了錢就哈哈笑，直到把士兵的腰包擠幹為止，而輸了錢就發火罵人，士兵真是又恨又怕。團長有時就把這些當官的關禁閉，但他們還是偷偷地賭。譚連長找幾個排長談話，對他們說：“我們不能刮士兵的血汗錢！他們每月幾個錢，有的要養老婆孩子，有的要供養老人。他一個人輸了錢全家都要受苦！”排長劉景和抽菸，又有老婆孩子，錢當然不夠花，不夠就從士兵身上刮。經譚連長談話後，他慢慢不賭了，一班長也不賭了。這麼一抓，營房裡沒人賭了，但少數人跑到外邊去賭。他們偷偷摸摸地鬧了一陣子，由於沒人跟著跑，只好不賭了。

《西路軍》　南疆軍營汗與血（4）

騎兵連雖然改造的大有起色，但譚慶榮的路途並未自此一帆風順。盛世才出於利益需要，一方面裝成親蘇親共的姿態，表示“重用”他們；另一方面又存有戒心，怕他們“赤化”了軍隊，所以派特務處處監視他們。騎兵團的特務頭子是團部少校指導員周鳳鳴。這個傢伙又壞又兇，連蔡團長的馬弁尹貴斌都發展成為特務。蔡團長見尹鬼鬼祟祟，就不要尹在身邊，把尹調到一連當上等兵。譚慶榮連原來已安插了四個特務：一個叫單勇，是個下士，此人有老婆孩子，月薪才十幾塊錢，為了領錢養家當了特務；一個是下士班長薛永生；一個是上等兵趙連吉；一個是上等兵王才。五個特務都受周鳳鳴直接指揮，譚慶榮的一舉一動他們都報告周鳳鳴。一次晚飯後，譚慶榮到潘司令那裡去彙報工作，剛坐下電話就響了。他一接電話對方就問他是不是譚連長，並說連隊門口有人找他，要他立即回去。特務是讓譚慶榮不要與外界，特別是與黨組織和黨員同志接觸。一個星期天，他們到玉龍喀什河邊碰頭，剛剛去，周鳳鳴就帶著七八個人來了，見了譚慶榮奸笑兩聲，而後就騎著馬走了。又一次，他們在操場邊的溝裡剛想碰頭，地方公安局就來了幾個人。這些公安人員和周鳳鳴算是一夥的，經常互相通氣對付他們。1941年冬，譚慶榮被調到警備司令部參謀處任作戰參謀。參謀長張炳光是個特務，處裡的上尉參謀張鵬程也是特務。他們與盛世才有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