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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所以如井噴而出，一時洛陽紙貴，也是由於這些劫難中走出來的作家，適逢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才寫出那些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這和建安文學的發展，頗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對於那個###年代“梗概而多氣”，真實而深刻的描寫，引起讀者共鳴的。因此，“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時代不容精雕細琢的產物。無論後來的諸位明公，怎樣搖頭貶低，不屑一談，或求全責備，都是大可不必的。只要起到歷史作用的文學，無論怎樣的稚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便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了。現在那些笑話新時期文學發軔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實正說明自己不懂得尊重歷史唯物主義的幼稚。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只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捉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謀生存的一群專業作家。他們的行為特點是：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贊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並強調藝術個性。可以說是中國非正統文人的最早的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潘岳、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主流。

那時，他們的浪漫行徑，風流舉止，自由作風，個性色彩，恐怕連後世的文人也深感不及的。

有一次，曹操派手下人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從這裡，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裡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諂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羈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於譙作》“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嘯的快樂情景。《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爭，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態。尤其漢末黨錮之禍將大批知識分子，或放逐，或鎮壓，或永不敘用，弄得大家膽戰心驚，精神萎靡不振，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活流。

話說曹操（3）

心靈不解放，文學之鳥是飛翔不起來的。

曹丕《與吳歌令吳質書》裡，具體地描寫了他們的一次出遊，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盡，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這種文友間的平等來往，證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為五官將的曹丕，那時正如日中天，是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能夠這樣不擺架子，與一個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時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曹操也不例外，《三國志》稱他“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裴注引《曹瞞傳》：“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看來，曹操和他的兩個兒子一樣，也是具有浪漫潛質的文人。他在《祀故太尉橋玄文》中，回憶他和這位比他年高的大人物，交往的一段插曲。“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鄙之姿，為大君子所納。增榮益觀，皆由獎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乎？”

這位後來在《三國演義》裡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