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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中土人，大氣，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風流，那真是中國歷史上極輝煌的日子。絲路暢通之際，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隊羈旅的所在；雪山腳下，凡掛酒旗的村舍，都會有駝鈴清脆的音響。於是，絃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沓；青衫薄衿，難掩春光；玉體橫陳，魂飛魄蕩。這一切的歡樂，一方面是那亮閃閃的波斯金幣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時充滿開拓精神和冒險意識的旅人們，一種敢於揮霍生命的豪氣。

人，需要這份豪氣；國家，同樣也需要這份豪氣。

漢、唐就以這份豪氣，做出了“當驚世界殊”的大事業，大格局。嗣後的王朝，休想再有這等大作為，大手筆了。宋以後的程朱理學，明以後的科舉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們的思想，從此，中國人不但失去了漢的大氣，唐的生氣，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氣，迂腐氣，偽君子氣，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氣，尤其是那種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閹寺氣，全非魯迅先生打算寫《楊貴妃傳》時，所指望的那種洋溢著生命力的天空了。

胡椒八百石（2）

我想，湯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絲綢之路上，那些追趕著夕陽，往西方行進，沐浴著晨光，向東方而來，所有跋涉在雪山、鹹湖、芨芨草、砂磧間的勇敢者的這種豪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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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用腳一步步量出來的悲壯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裡的蹀躞腳印，該留下多少鄉關何處的惆悵，故土家園的相思啊！寂寞的駝鈴，孤獨的行者，陪伴著的只有那長長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誰知明天的途中，會不會滿天塵暴，難逃乾渴的困境，而於無望中無聲無息地倒斃？會不會風沙裹脅，永遠也到不了下一個驛站，成為一具無名乾屍？然而，只要還有一口氣，就會不停地往沙漠深處走去，絕不會回頭。

天高雲白，萬里沙塵，長河落日，羌笛聲聲，看著地平線漸漸淡逝的餘暉，在寥廓蒼茫中，會不令這位歷史學家，對漢唐帝國這種拓展絲綢之路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嗎？

我想，如果湯因比先生選擇公元七世紀，來到天可汗統治下的西域，他是絕不會後悔的。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平###厥，在蒙古高原設定行政機構。九年（635）敗西部的吐谷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國），天竺（南亞次大陸），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紀，絲綢之路曾經是一條充滿生氣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從我們多少讀過的唐人詩句，也可看出中外交融的場景。如岑參《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如元稹《法曲》：“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那時的長安，說是一個國際都市，不為過分。看來，居住在長安的胡人，不比現在北京城裡的外國人少。胡人一多，自然胡妹也就不能少了，唐代首都的紅燈區平康里，難免就有一些妖豔的西域妹。李白詩《少年行》之二：“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頗足以說明Se情行業的發達。

唐人小說《李娃傳》中的那位大姐大，她傍的情人，別人認定是個大款，她連忙辯說不過是個“窮波斯”而已。從這些胡人胡語，竟然能夠進入民間口語領域，也就瞭解絲綢之路，不僅僅是貿易，也還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交流從來是相互的，當時的中國，在世界上也是領導潮流的先進國家，就像現在某些同胞，認為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一樣，彼時的外邦人，也有相信中國月亮比他們那裡月亮更圓些的。如今的西方人，是不大瞧得起我們了。但在唐貞觀年間，“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曾是個極文明的社會，而歐洲的日耳曼、條頓、高盧諸民族，按辜鴻銘先生語，還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呢！

辜老爺子的中華文明至尊思想，稍嫌偏激，但中世紀的歐洲，確實也是落後過的。貴婦人內急了，在路上蹲下來，靠裙子掩護，旁若無人地隨地便溺，也是街市的一道風景。甚至到了十六世紀，那位啟蒙者盧梭，並不把掏出他那發育不全的性器官當眾小解，看作是多麼不雅的舉動。研究者甚至認為，巴黎香水業所以如此發達，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們的先人不常洗澡有關。

當君士坦丁堡透過絲綢之路的交流，建起城市公共浴室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