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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說，尤其不可以為了迎合什麼而顛倒黑白，而枉顧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為康雍乾唱讚美詩的史學家、文學家，實在是令人為之齒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後邊，那口至今猶在的池塘，當時為避禍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將近百十來口，其中以婦孺眷屬為多。據說這口池塘，時聞冤魂夜哭，到了颳風下雨的天氣，常見幢幢鬼影，時有陣陣陰風。

看起來，文人遭遇皇帝也罷，或者皇帝有意識地遭遇文人也罷，說了歸齊，雙方矛盾的癥結，就在於真實二字。一個要說出寫出這個真實，一個不要你，不讓你，不准你說出寫出這個真實。於是，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的統治者，只有訴諸於文字獄的辦法，來收緊文人的骨頭。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這便是中國文人永遠擺脫不掉的噩夢。

劉項原來不讀書（1）

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批次化地集中屠殺文人的皇帝。

據說，毛主席在一次會議的談話裡，提到這件事，他認為秦始皇殺得並不多，或不夠多。然而，秦始皇萬萬沒有想到，他如此大規模、大範圍，幾近斬草除根地收拾讓他覺得放心不下的文人，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子孫萬代坐穩皇帝的位子；從此可以放下心來，再無文人跳出來犯上作亂。哪曉得，事與願違，秦到二世即亡。而亡秦者偏偏不是文人，而是不讀書的劉邦和項羽。

後代人議論起秦始皇來，第一個話題，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書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為千古一帝的輝煌業績。其實，焚書，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將六百四十名儒生坑於咸陽，是嬴政下令乾的，因為他發現自己上當受騙，氣急敗壞，便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但焚書，卻是李斯給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責，至少在焚書這件事上，秦始皇夠不上主謀。

1933年，魯迅先生於《申報？自由談》上，寫過一篇《華德焚書異同論》。因為當時，德國的希特勒上臺執政，實行法西斯文化專制政策，納粹分子焚燒書籍，禁止所謂“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納粹思想）的書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萊比錫等城市烏煙瘴氣，一塌糊塗。至今在柏林的洪堡大學的校園裡，有一塊焚書碑，記敘這件事。當時，上海一些報章，把希特勒與秦始皇相提並論，魯迅先生覺得這樣比法，“實在冤枉得很”，他認為，秦始皇“吃虧在於二世就亡，一班幫閒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

這場焚書的無罔之災，先是幾位博士的鬧騰，後是李斯的出謀劃策，秦始皇才畫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於現在的博士，只是某一專業達到一定水準的職稱標誌。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時的博士全國才幾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對他們相當禮遇的。始皇帝過生日，特地在咸陽宮置酒，專請博士們赴他的壽宴。顯然，嬴政很願意聽這些有學問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後吹蠟燭，切蛋糕。

這就是中國特色了，在歷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裡不待見知識分子，他們寧肯要愚民，因為愚民好統治，知識分子有頭腦，好思考，就比較難管理。但有時候，像蛋糕上必須有幾粒紅櫻桃點綴那樣，少了裝點門面的知識分子還不成，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請博士們來喝壽酒的隱衷。這本應該是個愉快的###，想不到，卻釀成焚書的悲劇。一怪那個山東老學究淳于越，二怪那個投機分子李斯。

歷代文字獄，皇帝固然是罪魁禍首，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倘若沒有想借帝王之手，屠滅同類，出壞主意，打小報告的小人，這臺戲根本就唱不起來的。李斯在秦國，是外來戶，一些人（自然也包括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轟走，他很惱火，耿耿於懷，所以，憋著勁要收拾他們，何況，他是地道的小人。這樣說，也許有些過分，但從他最後與趙高沆瀣一氣，至少，他說不上是君子。

其實，吃完甜點，果盤也端來了，博士們就該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識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詩人，在靈魂裡都會有不那麼肯安生的習性，由此就產生出一種強烈的表現欲。我原先以為“人來瘋”是兒童多動症的表現，長大以後，就不藥而癒的。後來，我漸漸品出來，有的人，這種“人來瘋”的毛病，到了年紀一把，鬍子一把，說話撒氣漏風，走路跟頭把式的老先生，也會像老兒童一樣，到了人多的場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則，將老人家旁落於鏡頭之外，焦距沒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