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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咸豐皇帝的心裡話。既惑於敵情，又昧於信義，自以為是，張大其詞，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昏話。

咸豐十年（1860）春三月，英法聯軍從廣東北上，開始了復仇之旅。聯軍首領仍然是額爾金勳爵，同行者為法國全權代表格羅。他們帶領英軍18000人，法軍7000人，軍艦119艘（其中法艦40艘），補給運輸船126艘，一路攻佔定海、大連、煙臺，並以大連、煙臺為前進基地，封鎖渤海灣，對大沽口形成鉗形包圍態勢。

經過臨時增調，大沽、天津一線清軍守衛部隊已近30000人。攻守兵力對比，基本上為一比一。英法有堅船利炮，清方有炮臺之固，雖在火力上英法聯軍佔有優勢，如果清方堅守還擊，即不取勝，也可以較大地懲創來犯者，阻滯其進攻速度，贏得時間，或可扭轉頹局。

不明敵情的咸豐皇帝夢想出現外交奇蹟，所以他敕旨僧格林沁不得首先開戰。這是一條愚蠢的命令。因為英法聯軍的戰略設計就是進攻大沽口，以便直搗北京。他們沒掖沒藏，是向中國公開宣了戰的。對於宣戰之敵，言何寬宏？

僧格林沁接旨，果然堅持不放第一槍。對於一位將軍、一位前敵統帥而言，刻板地執行君王旨意，忘記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相宜大計，這又是愚蠢的。

結果，兩個人的愚蠢，造成國家失敗。

上一年的大沽口之勝與滿朝讚譽，至今讓僧格林沁陶然自得。他曾表白：“洋兵伎倆，我所深知，彼何足懼哉！”　“何足懼”的豪言，又基於他一貫的成見：英人只善水（海）戰，不善陸戰。陸戰乃我軍之長，倚長擊短，以逸待勞，誘敵登陸，一鼓而殲，豈不痛快！從戰術的運用看，僧氏認為北塘雖為薊運河河口，但南北皆系鹽灘窪地，不易展開；越過鹽灘，便是清軍馬隊防地，壁壘森嚴，固若金湯，敵人斷無可能由此繞擊大沽口炮臺後路。

北塘的炮臺，始設於明代。近年，又有擴建，形成南北三臺鼎足之勢，費金百萬巨。撤防訊息傳出，士民震動。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向僧格林沁密疏進言，極論撤防非計。僧氏不聽。翰林院編修、南書房行走郭嵩燾時在天津僧幕幫辦軍務，雖然他一直主張對夷人主撫不主剿，但戰氛既起，驟撤防務，仍引起郭氏的關注。他曾向僧格林沁表示了不同看法，“為書數策，終不能用”。

北塘撤防的訊息，首先被俄國人偵知。俄國專使伊格納季耶夫不但向英法聯軍提供了北塘無防的情報，而且親予引路，直抵北塘。

六月二日（7月18日），英法艦船駛入北塘河口偵察虛實。

六月十六日（8月1日），俄人引路，英法軍艦三十多艘佔據北塘。並以艦炮為動力，拔除清軍在北塘河口設定的鐵樁數百枚。此後十天之內，英法聯軍的步兵、騎兵和炮兵陸續在北塘以及至北塘南五公里的範圍內，平靜登陸。

六月二十七日（8月12日），登陸英法聯軍避開西面的鹽灘和鹽灘後的馬隊營，以北塘為依託，直擊西南方向的新河清軍。新河在大沽口西北、海河北岸，為大沽口後援陣地。這一招的老辣，旨在切斷大沽口防軍與京津大後方的聯絡，並實現英法聯軍海陸（東西）夾擊大沽口的戰術目標。新河之戰，對僧格林沁、對清軍而言，只能用慘烈二字形容之。與清軍對陣的英法聯軍僅七百人，清軍則鐵騎三千。僧格林沁瞰其寡，意頗輕之，遂盡驅蒙古勁騎掩殺過去。七百人偽退，復轉身，排成一字橫陣，持槍靜待，伺清騎兵進入射程，則舉槍齊放。進攻者應聲落馬，幾衝幾退，三千精騎生還者僅僅七人！

這就是僧格林沁對不善陸戰的夷人的陸戰之績。當日，新河失陷。英法聯軍沿河東下，於六月二十九日（8月14日）攻克塘沽，徹底切斷了大沽口守軍與後方的聯絡。

七月七日（8月21日），聯軍對大沽口北岸炮臺實行東西兩面的水陸夾擊。守臺將佐為直隸提督（從一品）樂善。上一年，樂善突襲英船獲勝。此次，腹背受敵，他沉著指揮兵士開炮還擊。戰一日，彈盡援絕，樂善與全臺官兵全部壯烈犧牲。

隔著一條河，大沽口南炮臺的僧格林沁愛莫能助。因為事先接到了咸豐皇帝敦促撤兵保命的密旨，又知勢不可挽，這位原準備一死盡忠的王爺亦於當晚棄臺遁走。南炮臺遂告陷落。咸豐帝手諭曰：“天下根本在京師，當迅守津郡，萬不可寄身命於炮臺，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計，有負朕心。”活命第一，留得青山在，還怕日後無柴燒？

七月九日（8月23日）僧格林沁退守通州。

七月十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