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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時間一共51天。在這51天裡，張佩綸都幹了些什麼呢？

儘管妙筆生花，巧於言辯，張佩綸在他馬尾戰敗自我表白的“奏報”中仍然列舉不出具體有效的戰略謀劃與戰術安排。

當然，朝廷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帝、後到軍機大臣們，都還在迷信中法和談，迷信美國調停，而且有正式軍令誡勿生釁：“倘有法軍前來，按兵不動，我亦靜以待之。”④　但這種命令的前提是對方“按兵不動”，敵人既已強兵壓境，“動”到了閩江內港，“動”到了中方的海軍禁地，若再坐以待斃，那不是天字第一號大傻瓜嗎？

戰爭爆發前，張佩綸滿肚子委屈，“請先發，不可。請互援，不可。機會屢失，朝令暮改”，致使他生出了“吾不憂敵而憂政”的慨嘆。⑤　但他忘了，這夥敵人，是他放入閩江口的，困局也是他設的。敵在咫尺，不思鉗制，總想讓千里萬里之外的朝廷下發一條錦囊妙計，豈不大蠢大愚！作為前敵總指揮，張佩綸應該有服務於國家安全的大目標，及化解邊疆危機的能力，否則捲鋪蓋回家可也！遺憾的是張佩綸忘了他是“會辦”，他是“欽差大臣”，他是可以而且應該代表朝廷行使具體軍權的人，哪兒還有理由臨事不決，諉過他人？

馬江戰敗後，張氏飾詞不奏。朝臣聞之皆大憤。編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為上奏曰：

讀八月初一日諭旨，方審該大臣前後奏報，種種虛捏，功罪顛倒，乖謬支離。與臣等所接閩信，判若歧異。不得不披瀝上陳。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帶張成，張成達之何如璋，秘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均下船，眾知必戰，入請亟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靳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爾，告學生魏瀚，明日開戰。魏瀚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見法船升火，起椗，始馳告。而法已照會，未刻開戰。張佩綸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緩，以詰朝為請。比登敵舟，而炮聲已發，戰船猶未啟椗裝藥。敵發巨炮七，福星、振威、福勝、建勝殊死戰，船相繼碎，餘船入火自焚。是役也，毀輪船九，龍槽船十餘，小船無數。伏波、藝新二艘均逃回，自鑿沉。林浦陸勇盡潰，而法船僅沉魚雷一艘……張佩綸出都，即聞其意頗怏怏。到閩後，一味驕倨，督撫畏其氣焰，事之維謹。排日上謁，直如衙參，竟未籌及防務。至法船駛入馬尾，倉卒乃以入告。張得勝緝得引港奸民，請辦，張佩綸竟置之不理，眾益駭然。而張佩綸尚侈然自大，漫不經心。水陸各軍紛紜號召。迨各將請戰，又以奉旨禁勿先發為詞。臣不知各口各擊之諭，何日電發，不應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閩。即使未到，而諭旨禁其先發，並非輪船起椗，管駕請軍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眾有以知張佩綸之心矣。身為將帥，足未登於輪船，聚十一艘於馬江，環以自衛。各輪船管駕，疊陳連艦之非，張佩綸又斥之。事急而乞緩師於敵，如國體何……⑥

上述奏文，言之確確，將整個“會辦”過程中張佩綸的所作所為一一揭露。我們只能將“不抵抗主義”的帽子戴在這位御史大夫、翰林大人頭上。

書生談兵，麻木不通，張佩綸創造了一個人敗一場戰役、一個艦隊、死兩千將士、誤一個王朝、丟一個附屬國的連鎖業績。這是個愚蠢到不能再愚蠢的錯誤。我們說“不抵抗”，是就戰爭雙方的對抗狀態而言的。張佩綸則將“不抵抗”發展到不備戰、不應戰、不撤退，或基本上解除了所有的防禦手段一味捱打的“自殺”程度。說“自殺”，當然不準確。因為中國將士還是被法國人擊殺的，但前提是張佩綸作為前敵統帥置自己的將士於“死地”，這與“自殺”何異？

就大環節說，上述批評基本未曾冤枉張佩綸，如果注意了一些“細節”的掃描，我們又會對這位張少帥給以有限度的理解或同情。作為欽差大臣，張佩綸奉旨出朝，地動山搖，風光了好幾日，但抵達馬尾時，中法之間的外交形勢大變，戰氛突起，張佩綸發現自己已經處在欲戰不準、欲和無望、欲退無路、欲勝無策的兩難之境。

不妨看一下歷史事變的時刻表。

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張佩綸等人領受海疆“會辦”之職。

前一日，即四月十三日（5月7日），法國談判代表福祿諾（海軍中校，法國“中國”海域分艦隊旗艦“窩爾達”號艦長）抵達天津，開始與中國談判代表、直隸總督李鴻章和談。

四月十七日（5月11日），中法雙方簽訂了《中法簡明條約》（又稱《天津條約》）。條約五款，主要內容為中國軍隊退出越南，退回邊界一方，法國保證不侵犯中國南疆，且不向中國索償兵費。而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