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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把滿腔的忿怒指向叛軍，無限的同情寄予人民，而又在同情的同時規勸人民為消滅叛軍，為國家復興再努一把力，再堅持最後一個時期。就此種心態來說，作為一個封建王朝的中下層官吏，我們可愛的詩人杜甫難道不是和先賢諸葛丞相一樣做到了“鞠躬盡瘁”，並且完全是準備著“死而後已”的嗎？

兔死狗烹話功臣（3）

具體說到《蜀相》一詩，這當然首先是因為友人嚴武的召喚，而嚴武此時官任四川節度使，手中有兵有權有錢糧，是真正的封疆大吏、朝廷棟樑。正是靠著嚴武的資助與接濟，杜甫才攜家帶口，在花團錦簇的錦官城外蓋起了名曰“草堂”的一串院子，才有了機會在諸葛武侯故地景仰先賢。當然，作為回報，杜甫應嚴武之邀，做了幕府參謀，稍後又被嚴武保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這也是杜甫一生所任最高官職了。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杜甫在武侯祠堂流連忘返，並寫下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蜀相》。

我們可以判定，杜甫之所以寫這首詩，當然是出於對諸葛亮之偉大功業、高尚人品以及壯志難酬的崇敬與惋惜，但是我們同樣可以體味出杜甫當時內心世界的深層思維，杜甫在希冀著自己的明天，原本赤誠可見的“老臣心”在此袒露無遺，而又有誰來傾聽杜夫子的“天下計”呢？嚴武嗎？嚴武當然是杜甫當時最可信賴的朝廷重臣，但嚴武畢竟不是當世之皇叔，現時之“先主”，諸葛武侯可以“兩朝開濟”，而杜甫卻連“出師未捷”的機會都沒有啊！這一切，這英雄情結，這無盡悲思，又怎能不使人止不住地“淚滿襟”呢？

我講詩詞，一以貫之的方針是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中尋找人物的精神世界，杜甫之《蜀相》一詩所表現的正是一種生不逢明主，心無所投顧，充滿了難言報國苦衷的精神世界。而在這一點上，他也代表了中國曆代許多悲情英雄的共同心理，無怪乎多少年來，有多少英雄人物於悲愴中長誦此詩，也無怪乎多少年來，有多少人把這首詩中的某些句子送給心中的英雄。

末了，我還有一點要說，杜甫之《蜀相》一詩，格調之高，情結之壯，莫可比也。但缺陷也是明顯不過的。而最大的缺失恰恰就在於“蜀相”一詞，須知，“蜀漢”這個詞，乃是後人強加於劉備諸葛亮陣營的，始作俑者就是晉人陳壽。陳壽修《三國志》，不稱劉備為帝，也不稱其為漢，乃是為了標榜晉承魏祚，是為正統，所以他要將劉漢一方稱為“蜀”。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是以劉備為正統的，但在稱謂上卻不自覺地受了《三國志》的影響。後人以訛傳訛，直至今日。杜甫雖為詩聖，但看來聖人也不可能永不犯錯倒是真理。那麼，歷史的真相是什麼呢？其實答案還是在陳壽的《三國志》裡：

漢（注意不是魏）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廢獻帝而自立，改國號為魏。市面上傳聞其時獻帝已遇害，第二年四月，劉備乃在成都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其國號仍為漢，當時他作的祭天文告乃稱：“備畏天明命，又懼漢祚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僚登臺，受皇帝璽綬。”這也就是說，在劉備、諸葛亮來說，他們僅僅是承襲漢祚，絕非另立新朝。而劉備一方之所以長期以來為漢室遺老遺少所擁戴，也正是因為他們始終高舉復興漢室的旗幟，以此來聚積人氣，鼓舞士氣，倘若他們果真敢於另立新朝，那又與曹魏，孫吳何異？豈不成了亂臣賊子，篡國奸雄？關於這一點，杜甫顯然是沒有想到的，而多少年來，讀詩者，講詩者，舉世芸芸，又有幾人底清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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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步詩外盡玄疑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這首有名的“七步詩”據說為魏武帝曹操的三兒子曹植所做。只是，這首詩並不見於《三國志》史傳之列，而是最早出現於南朝時劉義慶所編撰之《世說新語》，而且並不止有四句而是六句。即：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此看來，這六句本的“七步詩”似乎更可信為曹植所作，而四句本則當為後人加工之作。雖然意思基本不變，但作為文學，它的歷史背景卻是不一樣的。蓋因三國時整個文學界詩歌界尚未形成五言絕句這樣工仗整齊的詩體，倒是六句、八句或更長的五言排律為主。曹植在胞兄兼政敵的兄長威逼之下，要在七步以內成詩，也不可能選一種自己並不熟悉的詩體來冒險，而一定會採用一種駕輕就熟的方式，以最有把握的手段來度過生死難關。

那麼，曹植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