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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地說：“如今無論是報紙，還是雜誌，都是企業，企業要生存下去，難免要找噱頭，為的是擴大發行量。不瞞你說，我最近一直被媒體當做貪官秘書報道，我再不加點小心，連秘書兩個字怕是都要拿掉了。”石山一本正經地說：“顧老師，《名人週刊》是以誠信為本的大刊物，我這次奉領導的指示來採訪你，完全是被一個作家的作品所感動而來的。”顧懷遠這才如釋重負地談起了文學。我對文學知之不多，聽懷遠侃侃而談了一下午，我才明白原來小說並不是講故事，而是怎麼講故事的藝術。顧懷遠一再強調他的小說不是創作，而是創造。他說，長篇小說那種傳統的大記敘文式的創作方法已經被用濫了，那種靠寫大故事的傳統小說其創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對以往長篇小說不高明的抄襲。顧懷遠介紹了他全部作品的創造，他強調我不僅不模仿和重複別人，也不模仿和重複自己。說句心裡話，顧懷遠的創作理念讓我耳目一新。晚上，我請懷遠和石山吃飯。席間，石山向顧懷遠訴苦說：“顧老師，我現在三十二歲了，一沒房子，二沒車，物件搞了五六年了，就是沒錢結婚。

我們《名人週刊》北京記者站的站長，不僅在四環以內買了近兩百平米的公寓，還開了一輛華晨寶馬，去年結婚辦得既風光又體面，顧老師，您是經過風雨的人，你給我出出主意，我怎麼才能把我們站長擠走，取而代之呢？”顧懷遠一聽為難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已經離開官場多年了，回答這種問題駐京辦主任最有發言權，於是我接過話茬大侃了一番，聽得石山一副頓開茅塞的表情，感激得連連敬我們酒。沒想到，我的這番話卻給顧懷遠帶來了大麻煩，一個星期後，新一期《名人週刊》上市了，我買了一本一看，石山當時用人格承諾的標題《一個讓惡勢力心驚肉跳的作家》改成了《顧懷遠：我給貪官當秘書》。而且我在酒桌上胡侃的一番話竟然變成了顧懷遠的觀點，我當時腦袋就大了，立即撥通了石山的手機質疑道：“石山，看來我是高看你了，原來你們的刊物不是《名人週刊》，而是《狗仔週刊》！你就不怕懷遠告你們誹謗？”石山嬉皮笑臉地說：“丁主任，我們領導說了，就怕你們不告，越告雜誌的銷量越高。”我氣憤地說了兩個字：“無賴！”然後憤然結束通話手機。我懷著歉疚之心撥通了懷遠的手機向他道歉，懷遠卻淡淡一笑說：“能通，這種虧我不是吃了一次兩次了，已經習慣了，你也別太往心裡去，只能吃一塹，長一智了。”顧懷遠口氣中透露出的那種無奈，一點也沒有當年專案組稱讚他為“戰士”的氣魄。這件事一直讓我心裡很愧疚，總想找個機會替懷遠澄清事實，但總苦於沒有機會，剛好懷遠要創作《駐京辦主任》這部長篇小說，專程到北京來見我，我之所以將我任駐京辦主任期間的日記借給他當素材，就是想用實際行動彌補當初由於我的疏忽，給他帶來的諸多煩惱。能有機會將功補過，我心裡很安慰。有人可能擔心，你把自己的日記借給顧懷遠做素材，日後《駐京辦主任》出版了，你就不擔心有人對號入座？

總之，說心裡話，我太瞭解懷遠了，儘管這部小說一定會寫成《一位駐京辦主任的自白》，但是我堅信你們別想在小說裡面找到任何我的影子，不過，你們讀後一定會認為，這不是作家顧懷遠創作的，而是出自一位真正駐京辦主任之手。我之所以這麼肯定，是因為顧懷遠本來就非常瞭解駐京辦，再加上我提供的日記和他出眾的才華，這部小說一定會很精彩，我相信你們讀後肯定會有道破天機的*。不過，別指望顧懷遠創作出一位高大全式的駐京辦主任，即使生活當中有，他也不會這麼寫的，因為他非常清楚駐京辦是個什麼樣的政治平臺，在這樣的政治平臺上，怎麼可能湧現出像東州市委副書記李為民式的人物呢？即使有，人們也不會相信，因此我斷定他會以駐京辦為一面鏡子，而且是一面破碎的鏡子，然後他會用筆將每一塊碎片拼貼起來，形成一面新的充滿裂縫的鏡子，形成一種特殊的視覺效果。這種視覺效果必然是震撼的，因為它不再是一面鏡子，而是一個萬花筒。對，顧懷遠一定會以駐京辦為平臺，展示給讀者一部萬花筒式的長篇小說。這不等於說，駐京辦就是個萬花筒，只能說駐京辦只有在顧懷遠的筆下才是個萬花筒。顧懷遠是一位剝面具的專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會讓那些佩戴面具的人羞愧不已，《駐京辦主任》或者說《一位駐京辦主任的自白》這部異乎尋常的*，不僅會剝下掩飾人性醜陋的面具，更會剝下掩飾舊機制醜陋的面具，剝下掩飾道德醜陋的面具。什麼是話語權？其實就是權力。毫無疑問，《駐京辦主任》是一部政治小說，講述的是權力鬥爭的遊戲，但是作為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