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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良揹著個“不抵抗將軍”的罵名,沒有一天不想著抗日。雖然蔣介石派他到仇敵楊虎城地盤,但有機會可以脫離被牢牢控制的武漢,又可以在西北建立抗日大本營,直面日本之敵,故而欣然答應。張學良一到西安,即利用權力調派東北軍舊將,把幾十萬大軍駐紮在陝西周邊,東北軍又從一盤散沙捏成了拳頭,給西北軍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既然二人的矛盾在抗日,結合也在抗日,於是盡釋前嫌,攜手起來,楊虎城把自己的新城黃樓讓出一部分,給張學良“剿總”辦公。誰承想做事總是出人意表的張學良,透過親共的部下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秘密與積極抗日的陝北*中央取得聯絡,表達了合作意向。處於困境中的*中央欣喜異常,周恩來立刻派李克農為全權代表,冒著大雪到洛川與王以哲進行談判。談判進行得很順利,初步達成口頭合作協議。談判最後一天,張學良駕駛飛機飛到了洛川,親自與李克農會面。張學良要求李克農向中央報告,提出要和周恩來在膚施談判,提高談判級別,也提高合作程度。*中央欣然同意張學良的要求,並互發電報敲定了行程與議程。一個月後,李克農即陪同周恩來秘密進入膚施城內,張學良又是親自架機,秘密飛往膚施會見周恩來。
這些行動都非常保密,楊虎城亦不知,只是發現了一些反常。張學良與楊虎城進一步交往中,發現他也有一腔愛國熱血,於是酌情透露了自己和共產黨的秘密動作,試探一下他的虛實。誰知楊虎城也早與共產黨接觸密切,還怪罪張學良進一步聯共不叫上自己,二人一拍即合,於是讓西安這個剿共的焦點,反倒變成了共產黨人活動的樂土。
齊北的發言非常冷靜客觀:“共產黨抓的是什麼,抓的是人心,現在人心所向在哪裡,在抗日。所以現在跟著共產黨喊抗日的人很多。楊虎城是什麼,是土匪;張學良是什麼,還是土匪;共產黨是什麼,也是土匪。他們的秘密合作,實際是匪匪勾結,沆瀣一氣。張楊雖然鼓吹抗日,但他們都是軍閥,不會不打自己的算盤,軍閥最需要什麼,就是地盤。楊虎城這個人貌似耿直,實則狡猾,他與什麼人都交好,一直被委座排斥在嫡系之外。他為什麼聯共,除了抗日之外還是想鞏固在陝西的地盤。張學良這個人貌似聰明,實則冒失,他為什麼聯共,除了抗日之外還是想收復東北的地盤。共產黨的力量現在太弱,他實際是想間接聯合斯大林,學新疆的盛世才,靠蘇俄來重整遠東。
“這兩個人一旦失去地盤,軍隊無所根據,沒了軍權,就什麼人物都不是了,他們很明白這一點,所以才和委員長唱反調。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持地位,怎麼唱反調,就是鼓吹抗日,反對委員長‘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豈不知這個口號非常正確,不但以前適用,現在也不能變,我非常支援。俗話說家賊難防,共產黨就是我們的家賊,腹心之患。我們不能消滅共產黨,就要被共產黨所消滅。我們與日本人還可以講和,但和共產黨,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
《潛伏·1936》 第四章(7)
“現在看起來,中國和日本水火不容,但終究還有和解的一天。我們與共產黨那就完全不同了,勢不兩立,沒有什麼價錢可講。其實我們真正的敵人,並不是日本人而是共產黨。共產黨有赤色帝國主義者蘇俄做後臺老闆,比日本人還要可怕。共產黨的大本營近在陝北,對西安是一個大威脅,防共就是我們唯一的責任。如果讓共產黨勢力在西安膨脹起來,整個西北以至大後方受到共產黨的威脅,我們一切都完蛋了。我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委員長,我們自己也死無葬身之地。一旦他們起勢,在座的哪一位,不是他們先殺而後快的?”
大家聽得頻頻點頭。齊北看了一眼張毅,又說:“我們今天是統一行動,而不是統一組織。關鍵是我們的組織也統一不了,各有所屬、各有所長、各有所重,如何能統一指揮?我主張合而不同,各自在擅長的領域,殫精竭慮為*效力,為委員長效力。然後進行一些必要的合作、必要的交流,這才是正途。我們是西安的耙子,各位就是耙子的鐵齒,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如果把鐵齒打得剩了一根,那就什麼也做不了了,因為我們不是軍隊,不是梭鏢。所以,我反對張特派員的主張。”
張毅聽完非常吃驚,這才意識到齊北會前關於合作的溝通是個陷阱,自己跳了進去,倒為他提高了威望。眾人聽了齊北的話,不由得暗自竊喜,誰都不願意把自己的力量交出來接受統一指揮。馬志賢更是由衷贊同,自己的力量隱藏在警察局,如果統一指揮,難免暴露,於是也不管張毅的特派員身份,發言支援齊北:“共產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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