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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雙方的實力擺在這裡，劉璋能阻止我們西進嗎？”

蔣琬停一下又道：“其實我覺得相比西擴戰略，內部的穩定才更加重要，希望州牧不能光顧了外，而忘記了內。”

劉璟回頭看了他一眼笑道：“我願聞其詳！”

無論對於賈詡、徐庶、司馬懿這些重量級謀士幕僚，還是蔣琬、董允、周不疑、劉敏、廖立這些中等級幕僚而言，如何能實現胸中抱負，如何能把他們的思想變成主公劉璟的思想，這對於他們每個人都為渴望。

蔣琬同樣有自己的思想，但他卻沒有賈詡、司馬懿那樣的地位，沒有時時刻刻向劉璟灌輸的機會，而今天，蔣琬卻意外地得到了一個機會。

他沉吟片刻道：“我覺得內部穩定，關鍵就在於必須要建立一個不侷限於地域的勢力集團，現在我們已經出現了荊州勢力，州牧西取巴蜀，會遇到巴蜀勢力，再北上漢中、關中，又會遇到關中勢力，這些勢力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這些利益訴求必然是和他們自身的地域有關，所以要掌控全域性，就必須有一個不注重地域的勢力集團，他們是心懷天下，會和州牧共進共退。”

劉璟點了點頭，“我同意你的地方勢力之說，事實上我已經遇到了，從江夏遷來襄陽時，我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所以怎麼平衡這些勢力，卻要很費一番思量。”

蔣琬笑道：“其實只要掌握住原則，辦法就會有了。”

“什麼原則？”劉璟為感興趣地問道。

“能否請州牧聽我講一個故事。”

劉璟呵呵笑道：“公琰請說，我洗耳恭聽。”

蔣琬沉吟一下，便緩緩道：“春秋時期，魯國有一項律法：如果魯國人在外國看見同胞被賣為奴婢，只要他們肯出錢把人贖回來，那麼回到魯國後，國家就會給他們以補償和獎勵，這道律法執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鄉的魯國人因此得救，重返故國。

貢家境富裕，很有錢，有一次，他去國外做買賣之時，贖回來很多魯國人，但卻拒絕了魯國的補償，因為他自己不缺錢，也願意為國分擔贖人的財政負擔。

孔知道後，不但不讚賞貢，反面批判貢，孔說：世上萬事，不過義、利二字而已，魯國原先的律法，所求的是樹立人們心中的一個‘義’字，只要大家看見落難的同胞時能生出惻隱之心，只要他肯去救贖同胞並帶回國，那他就完成一件善舉。

事後國家會給他補嘗和獎勵，讓這個行善舉的人不會受到損失，而且得到大家的讚賞，長此以往，願意做善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所以這條律法是善法。

而你貢的所作所為，貌似是崇高的德，但卻拔高了大家對‘義’的要求。往後那些贖人之後去向國家要錢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稱讚，甚至可能會被國人指責，責問他們為什麼不能像貢一樣為國分憂，這些人就會放棄救贖落難的魯國人。

後來的事實確實正如孔所料，很多落難的魯國人再也無法返回故土。

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孔的智慧、通達，他能夠洞察人心的常理和常情，絕不是腐儒那樣的刻板、偏執、端、不通人情、假道。”

劉璟點點頭，“這個故事說得很好，但又和解決地方勢力訴求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很大，就是常識、常理、常情的重要，人有惻隱之心，這是常識，他會同情同胞，而做了善事，國家就應該嘉獎補償，這就是常理，而不能一味地要求他們追求崇高道德，同樣，做善事之人也會心安理德接受補償，這就是常情，只要州牧記住這個原則，就能合理適當地解決各地方勢力的要求了。”

“可是怎麼樣把握住這個呢？”劉璟又笑著問道。

蔣琬想了想道：“所謂，其實就是‘不就高’也‘不就低’，打個比方，想貢那樣高追求道德固然不可取，同樣，道德放得低也不行，假如魯國的對救人的賞賜過重，一些貪財商人會發現有利可圖，為了獲得重賞而故意賣人去鄰國，這同樣使會道德淪喪，所以的關鍵就在於‘中庸’，不偏左也不偏右，善於妥協，這才是治國的正確之道。”

蔣琬的一番道理讓劉璟十分贊同，處在州牧這個位上，劉璟對這種利益平衡深有體會，江夏和襄陽的利益之爭，世家和官權的利益之爭，武將和官的利益之爭，聘、黃忠這樣的本土系和魏延、甘寧這樣的外來系的利益之爭，將來還有荊州和巴蜀的利益之爭等等。

蔣琬的建議無疑是一種思，‘不就高’也‘不就低’，只要把握住這個中庸原則，他就能處理好各派利益關係，想到這，劉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