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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爆發衝突後，沙龍言辭更顯激烈，他指責阿拉法特“手中沾染了猶太人的血”。以色列政府由此制定一規定，任何外國特使和領導人，如果要見阿拉法特，就別想見沙龍。

幾乎沒有一個官員能越過這條規定。包括中國特使王世傑。王特使屢次穿梭，苦口婆心，但總沒法一次見到兩個領袖。以色列態度好點的：你見了阿拉法特，那我就派個部長敷衍一下你；態度差點的，你既然要見阿拉法特，對不起，我們的官員都沒空。

阿拉法特官邸依然門庭若市。面對以色列的坦克，阿拉法特則指責沙龍是和平的“劊子手”，並堅稱將奮鬥到底，直到巴勒斯坦建國目標實現。“我死也不離開這片土地”。

早在奧斯陸協議時，面對榮歸巴勒斯坦的阿拉法特，鷹派代表人物的沙龍就曾咬牙切齒說：“１９８２年要打死阿拉法特只要一扣扳機就行，但是我們當時已經許諾寬容他。今天我真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有打死他。”

政治需要的智慧，絕不是情緒或莽撞。１９８２年沙龍失去了這個“機會”。但２０年後他再次發兵圍困拉姆安拉，也沒有衝動地對阿拉法特下手。他很清楚，阿拉法特身上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含義，他必須等待時機。

三年前，為解除美國的疑慮，沙龍曾向布什承諾：不會對阿拉法特下手。乾淨利落除掉亞辛後，沙龍愈發驕橫，他公然說，他已不必遵守這個承諾，“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許，襲擊猶太人必死，這是原則”。阿拉法特則斷然回應，“我不在乎威脅，我在乎的是我的人民。”

隨著沙龍新的“追殺令”，以色列和平人士憂慮重重，認為沙龍正在將民族利益和生命進行賭博。巴方則呼籲國際社會伸出援手，拯救和平，因為殺害阿拉法特必將引發“新的戰爭”。

僵局一直在繼續，在中東虎狼之地，任何劍走偏鋒也不是不可能，尤其是面對“推土機”、素不以常理出牌的沙龍，在“單邊行動”計劃付諸實施的關鍵時刻。亞辛遇害不過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沙龍也並不安全。猶太極右翼分子認為他撤離加沙是在向巴勒斯坦人“投降”，戰神成了“叛徒”，成為繼拉賓之後的又一個謀殺目標。

在經過半個世紀的流血後，巴以走到新的戰與和的十字路口，沙龍、阿拉法特的政治命運和生死經受空前考驗。

在寫有關中東問題的文章時，我總是常想到那句中國人喜歡用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詩句。這是人們對和平的期盼，對完美結局的嚮往。但可惜，與戲劇性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同，經歷了太多仇怨的這兩位老人，不可能存在雙贏。而今，阿拉法特已經故去，沒有了阿拉法特這個對手的沙龍，又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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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從耶路撒冷回到北京，我上班基本都坐公共汽車。我充分享受著和平的氣氛。至少當我上車的時候，我再也不用擔心，會上來一個自殺式爆炸者。

但在耶路撒冷，坐公共汽車往往是驚魂之旅。有很多次，我就在住所裡，聽到一聲悶響，經驗告訴我，肯定又發生爆炸了。

在中東的兩年記者生涯中，我看多了慘烈的場面，實在不願意一次又一次地直面讓人難以忍受的血腥：橫沉的屍體，散落四周的人體碎片，嗆人的血腥……

很多次，爆炸就發生在我常經過或者必須經過的地方。我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恰巧我正經過那裡，會有怎樣的一個結果？

在耶路撒冷之前，我去了喀布林。作為記者，我時常慶幸我能有這樣的採訪機會，這要感謝新華社。但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常常覺得自己的心態有時已太過消沉——身邊的悲劇實在太多。

在耶路撒冷，我流過淚。我應該不是一個脆弱的人。只是有時，當聽到了太多的壞訊息，當你的同胞、你身邊熟悉的人也難以避免災禍時，你總有一種無助、茫然。常常此時，我總是告訴自己：活著，真好！真的，你沒有任何理由不去珍惜你的生命！

在耶路撒冷，在拉姆安拉，我有很多的猶太朋友，也有不少巴勒斯坦朋友。猶太人的認真、執著讓我欽佩，巴勒斯坦人的熱情、爽快令我感動。很多次，當我開車迷路詢問路人時，總有陌生人主動駕車帶我到目的地，然後掉頭回去，分文不取。但這兩個可愛的民族卻一直陷入在衝突中，每天都有流血事件發生。兩年中，我已記不起發了多少這樣的新聞。多少個生命，就這樣遽然消失在眼前。

在拉賓的紀念會中，我不止一次地聽到人們發自內心對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