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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哪一口飯不是汗水掉泥土裡砸八瓣換來的呢？

可惜這高興並沒有維持太久，當我們走進宿舍時，看到剛才那個女孩正和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姐正對著我們的床指指點點，兩人均是一臉肅穆。看到我們，那位大姐說：“那個下鋪不能住人的，還是搬到上鋪去吧。”

我意識到那張床可能別有隱情，但還是不甘心地問：“為什麼不能住人啊？”

在我的一再追問下，那個大姐終於支吾道：“那張床上死過人！”

１０８。

一聽這話，我不由大吃一驚，心都“怦怦”地亂跳起來，恐懼地望著那張床。在我們老家，死過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過晦氣才能再拿回家的。可這張床厚厚的灰塵表明，並沒有被扔到外面去過晦氣。而我一來就選中這種床，真的是好不吉利呢。

原來，以前睡在那張床上的女孩才只有１７歲，進廠不到一年就死了。進廠時因為年齡不夠，還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證。女孩進廠時還算胖，只是不愛講話。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就開努變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桿。很多人勸她醫院看病，她都沒去，不是不想去，而是實在沒有錢。再說現在，很多人都是小病硬扛著，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實在花錢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誰有錢去醫院啊。她其實身上也沒有別的地方疼痛，只是感覺渾身沒有力氣。誰知在一次大趕貨時，她就暈倒在工位上。保安趕忙將她送到醫院，但走到半路就斷了氣。

李梅聽到這裡己渾身發抖，她恐懼地問：“那，廠裡賠錢了嗎？”

大姐苦笑一聲：“賠什麼錢？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傷死的。不過，聽說廠裡還是補了她兩個月工資，差不我兩千塊錢吧。”

我求助地望著大姐，結結巴巴地問：“那，那我該怎麼辦？”

大姐果斷地說：“搬到那張上鋪去。”

雖然對那張床甚至連鋪在那張床上的席子和蚊帳都充滿了恐懼，好在屋內還有四個人，我還是鼓起勇氣，抖抖索索地把鋪蓋解下來放在另一張上鋪上。那張上鋪正好和李梅的床鋪頭挨頭。李梅也是臉色蒼白，不想再住那個上鋪。但總歸不是那張床，屋內也沒有其它的空鋪了，只好忍了。

那個第一次提醒我床不能住的女孩叫朱素貞，朱素貞叫那位大姐為紅姐，我們也跟著叫紅姐。我搬床鋪時，朱素貞躲進蚊帳裡化了淡淡的妝，還換了一件胸開得很低的連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樣子。我小聲問紅姐：“她是不是拍拖了啊？”

紅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說：“不是，時間長了你們就知道了。”

朱素貞之所以沒有去車間加班，因為她是查衫，比較好請假。紅姐是清潔工，所以吃飯時間可以有一個小時休息。其他宿舍情況也類似，只間或看到很少的幾個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動，整層乃至整幢宿舍樓都還算安靜。紅姐說，這是因為最近針織一廠趕貨，她們上的是直落班。所謂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時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時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過飯她們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進廠區。雖然大多是計件工資，工資只按你做出件數的多少來定，但倘若遲到或沒到廠裡統一規定的下班時間早退，還是要被扣工資的。

紅姐很健談，對廠裡各種掌故如數家寶，這也對怪，她己經在這個廠做了五年了。本來是車位，去年在工位上暈倒才託關係轉成清潔工的。說到這裡，紅姐嘆了一口氣：“我老了，哪裡象你們，年輕就是好啊。”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紅姐忽然問：“你們猜猜，我多大了？”

１０９。

我看了看她的臉，面板粗黑幹糙，皺巴巴地貼在臉上，表情一動就有很多細小的皺紋，頭上也有了根根白髮。看上去應該和我媽媽年齡差不多，但我媽媽己經４５歲了，我保守地問：“４０歲？”

她咧咧嘴笑了：“你把我說得太年輕了，人家都說我最少４５呢，其實我才３７歲。”

我和李梅面面相覷，李梅快言快語道：“３７歲？你年上去這麼老呢？”

紅姐解嘲地說：“有句話是這樣說的，‘幹得比驢累，吃得比豬差，起得比雞早，下班比小姐晚，裝得比孫子乖，看上去比誰都好，十年後比誰都老。’我還算好的啦，廠裡那些從國外回來的人，在國外加班更多，那才叫老呢！”

我這才知道，雖然金秋廠是香港人管理，但是一家跨國公司，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分廠。大多數分廠都在那些窮國家，比如孟加拉國，模里西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