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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已經被人徹底遺忘，編輯幾乎沒有組稿，每期印個五百冊堆在牆角邊，實際發行則只有贈寄作者的一百多份，剩下的最後都作為廢品論斤賣給撿破爛的，作者和編輯合起來幾乎就是它全部的讀者，納稅人的勞動成果沒有得到應有的珍重、轉化和昇華。編輯們也“覺得自己簡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種年華虛度的恐慌”（王雁翎：《〈天涯〉故事》，中華讀書報2004年10月27日）。此外，因為前任領導層違規出賣刊號，新聞出版局已經兩次亮出黃牌警告，內部管理和債權債務也一團亂麻，每本定價四元的雜誌光印刷成本就達到每本近十五元，一樁輸多贏少的經濟官司還正待開庭審理。儘管如此，換屆前還有人在暗地裡活動想把韓少功擠走，好像他真的非要當這個主席不行。

舊瓶子裡裝新酒（2）

在整個機關經過將近一年的無政府狀態之後，在不好推卸的情況下，韓少功終於接受主管部門的勸說，同意出來當主席候選人。此時的他四十歲出頭，可謂正當盛年，陸文夫先生信中的話更讓他難忘：“人生就是一本大書，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陸蘇州》，見《然後》，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實際上，事比字要重要一些，而且字還是要從事中來、跟事結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曾經以《美食家》等作品享譽海內的蘇州作家陸文夫，為了照看自己病重的女兒，80年代後期很少動筆，朋友們都在為他焦急，他卻不以為然。他不認為虛構小說故事獲得社會榮寵，比真實生活中的骨肉之情更重要。在對寫作與生活的關係理解上，韓少功和他所敬重的陸文夫是相通的，況且，“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這是莊子的教誨，也是我的處世原則”（韓少功：《我與〈天涯〉》，見《然後》，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他想，如果真能把一些事情做好，於社會民生有些益處，少寫幾本書又有什麼關係呢！

經過反覆思考，韓少功認為，在現存的體制框架之下，充其量也只能實施一些保守療法，當一個還過得去的維持會長。“‘大局維持，小項得分’，這是我當時給自己暗暗設定的工作目標。而協會下屬的《天涯》就是我決心投入精力的‘小項’之一”。儘管進入90年代以來，文學類期刊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生存危機，曾經發行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份的刊物跌落到幾萬甚至幾千份以下，多數刊物實際上已經關門大吉，有的刊物靠大額財政撥款、企業贊助或被大的傳媒養起來，有的乾脆改變性質，從純文學轉向通俗文化類讀物。在這樣一種大趨勢下，要在遠離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天涯海角，將一個名存實亡的刊物起死回生談何容易，但韓少功信心堅定。眼前的困境非但沒有讓他畏退，反倒讓他暗自高興。“原因很簡單：要辦成一件事情關鍵是要帶出一支隊伍，而優越和富足的條件對鍛鍊隊伍來說應該說利少弊多。幾年前曾經有一個香港投資者以出資兩百萬為條件，動員我的一位朋友為他主編一本雜誌，我一聽就搖頭，說這兩百萬純粹是坑人，因為那些一聽兩百萬就雙眼發亮摩拳擦掌趨之若鶩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來坐進口車的人，來住高檔房的人，來蹭吃蹭喝的人，我這位朋友能依靠這些消費分子編什麼雜誌？……以我狹隘的經驗來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戰，能迫使人們精打細算、齊心合力、廣開思路、奮發圖強，而這些團隊素質的取得比幾十萬或者幾百萬投資其實重要得多。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窮水盡使某些趨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雜誌社的調整獲得空間。這就是劣勢中的優勢。編輯部只剩下了幾員女將：羅凌翩是我在《海南紀實》的老同事，雖然沒有高學歷文憑，卻有豐富的編輯經驗和博聞強記的本領，可以充當百科知識競賽中的搶答高手。王雁翎，離校還不太久的碩研，雖然如多數女性一樣喜好到花花商店裡汲取精神營養，但辦事誠懇、細緻以及隨和，後來成了編輯部的內當家。蔣子丹當然更是一臺難得的實幹機器，小說和散文創作使她積累了成熟的文學經驗，在《芙蓉》和《海南紀實》編輯部供職時挖稿和搶稿的戰績，還使她獲得了當時全國編輯行裡所謂‘北周南蔣’的口碑。在我看來，她能否出任主編實是《天涯》能夠起死回生的關鍵之一”。

《海南紀實》停刊後，蔣子丹差不多用兩三年的時間才梳理好心緒，投入到“吾手寫吾心的快樂”中，並於1994年年底1995年年初，相繼拿出小說集、散文集《桑煙為誰升起》、《左手》、《鄉愁》等。此時，沉迷其中的她已經欲罷不能。況且，作為一個二十二歲開始從業的資深編輯，她“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當今刊物數量膨脹，競爭激烈，許多純文學雜誌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