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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是北大的主人》，等等。編輯對這期選登的《貼在牆上的詩》的處理，處處都顯示了一種歷史感。比如大部分詩都保留了寫作或貼出的時間，這就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燕園的三個學生刊物（13）

這樣的編輯指導思想與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魯迅早就說過，論戰總是雙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無可對比”，“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著空中發瘋”，因此主張“此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題未定”草（八）》，《魯迅全集》卷6，頁446。他自己編的雜文集裡就經常附錄論戰對方的文章。而且看來《紅樓》第4期這樣的編輯方針也是得到北大許多師生的理解和支援的：這一期《紅樓》的發行量高達一萬份，這是創記錄的，創刊號最初發行一千冊，後來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許多師生都是將其當作“歷史資料”，特地購來儲存，或作為反映北大整風運動情況的“可靠刊物”寄贈自己的親友。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載《紅樓》第5、6期。但從批判者的眼光看，這就是擴散了右派的影響，“客觀上”幫了右派的忙。

而且儘管編者主觀上也想區分“香花”與“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與“反面”文章的不同處理；但當時反右運動剛剛開始，什麼是“香花”、“毒草”，也並不容易區分，這一期《紅樓》就將後來被劃作右派的江文的《新“樂府”詩選》作為“正面”文章刊登出來，也許因為是諷喻詩，又是古體新用，藝術上頗有特色，編輯格外看重，還特地加上了花邊，這就更闖了大禍：因為就在6月14日《人民日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發表了姚文元的《錄以備考——讀報偶感》；該文以《文匯報》與《解放日報》對毛澤東在5月25日接見共青團代表的講話的不同編排處理為例，強調報紙的“編排也有政治性”。並同時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按語，進一步提出“報紙又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並以此斷定《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這樣，《紅樓》第4期對“右派分子”江文的新樂府詩的編排處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

同時受到尖銳批判的還有一首題為《一個“黨員”的自我禮讚》的詩及其編排處理。這也是一首諷喻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既然我是個共產黨員，/就說明我是站在群眾之前；/我是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支永不熄滅的火焰”，這本是對某些黨員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個嘲諷，這在當時自然要被認為是“反黨”言論；據後來編輯部的檢討說明，他們本來是準備將其作為“反面”文章處理，但匆忙間竟忘記了加上“附錄”二字，就作為“正面”文章登出來了。但就算是一個技術性差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自然也就成了一個“政治錯誤”。

批判者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紅樓》第4期的編者追求“真實地反映我校的整風運動的情況”，從編輯思想上看，是犯了一個“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錯誤：編者“將當時學校大字報上的右派言論和批駁右派的文章兼收幷蓄，好像他們自己不是戰鬥的一員，而是站在一旁，向讀者指點說：‘你們看啦，當時雙方是這樣鬥爭的！’編輯部缺乏鮮明的立場，缺乏鮮明的戰鬥性”翟奎曾：《評〈紅樓〉》，《紅樓》第5、6期。；而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客觀主義’其實是更接近右邊的”張建：《什麼傾向——評〈遙寄東海〉》，《紅樓》“反右派鬥爭特刊”第4號。。

更為傳達著黨的意志、急劇“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紅樓》第4期編者將這期刊物命名為“整風運動特輯”。後來在批判者的壓力下，《紅樓》編輯部作了這樣的檢討：“當右派面目早已暴露無遺的時候，當同學們正和右派堅決戰鬥的時候，還把右派進攻說成是‘整風運動’，這不消說是多麼嚴重的敵我不分了。”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紅樓》第5、6期。在這份檢討中，還特意說明了一個情況：此期刊物是6月初編輯的，當時《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儘管已經發表，但反右運動並未全面展開，北大的反右運動如前所說，是6月16日黨委書記作了全校動員報告以後才開始的；因此，當時一切都還不夠明朗。但因印刷製版等原因，這期刊物到7月1日才出版，形勢已經大變了。其實這背後還包含著編輯部同人對前一段運動，以及當下運動的發展方向的一種理解。這集中反映在這一期作為頭條發表的張炯、謝冕的《遙寄東海》一文中。正如編輯部的檢討中所說：“它所佔的地位和篇幅，顯然就決定了這一期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