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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湯若望對中國的貢獻

湯若望對中國的貢獻

中華民族不僅無私的把本民族的發明創造傳授給別國，同時也非常謙虛地學習來自其他國家的先進文化和技術。

繼利瑪竇之後，出身於德國科隆貴族世家的湯若望是又一名活躍於明清之際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的在華經歷可謂跌宕起伏，坎坷不平。他不僅是明朝滅亡、清兵入關的見證人，而且以其凜然正氣，獲得新統治者的應允，得以“留居原寓”，繼續其曆法的修定工作。

“竊維九萬里孤蹤，結知英主。既榮其生，復哀其死。魚水相歡，得若將終其身，又預為之計，久遠如此。寵施優渥，出於格外，豈人力也哉！”－－湯若望墓誌銘。

1660年，耶穌會傳教士、德國人湯若望在中國大清皇帝順治賜予他的塋地上建立了一座聖母小教堂。教堂前樹立石碑一塊，碑上便用滿漢兩種文字刻著上述碑文。在感激中國君主知遇之恩的同時，不遠萬里來到這一東方古國、當時已年近古稀、在華渡過了大半生的湯若望，並沒有忘記身負的傳教使命，以及對天主的景仰。

“古聖賢於遇合之際，率歸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運，進修士以演教。道之將行，日升月恆，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恩稱知遇而已，謂非天主上帝默作合於其間，可乎？”

隨著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開闢東方新航線，大批歐洲殖民者和商人相繼東來。自明朝中葉起，天主教的耶穌會、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傳教士也紛紛進入中國內地，其中以耶穌會勢力最大，他們逐漸由澳門深入內地，開啟傳教局面，使天主教在中國立下根基。就連“天主”一詞也是１６世紀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後，借用中國人較容易接受的名稱對其所信之上帝賦予的稱謂，從此中國便把他們傳播的宗教定名為“天主教”。耶穌會士的代表人物當首推義大利人利馬竇、瑞士人鄧玉函、德國人湯若望以及比利時人南懷仁等，他們甚至躋身朝廷，博得了中國皇帝的青睞。

然而，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或者是篤信佛教的中國皇帝，器重這些西方傳教士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的信仰，而是他們帶來的先進科學技術。他們當中有天文學家、數學家、地理學家、畫家、醫生、音樂家、鐘錶匠、琺琅專家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教授說：“為了在中國站穩腳跟，他們必須具備一些知識，既包括科技也包括人文方面的知識，科技知識在中國尤受歡迎。於是湯若望、紀理安等人的科技知識贏得了中國百姓，特別是學者的佩服，進而是信服，這樣在信仰這個方面進行交流就要容易得多了。”

不僅如此，瞭解中國本土文化、尊重中國人的習俗、掌握中國語言也是耶穌會教士開啟中國社會大門的一塊敲門磚。曾在德國慕尼黑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兼任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的卓新平教授說：　“當時耶穌會士東來，到了一個陌生的文化、陌生的土地上，他們要想傳播他們的信仰，必須先了解這個國度，這個民族的所思所想。在瞭解過程中，一方面他們是吸收中國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思想文化帶入。”

澳門是四百年前耶穌會士進入中國的第一個落腳點。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許多傳教士們，一踏上澳門土地，便開始精心研習中國語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話為目標。這些西方修士入鄉隨俗，脫下僧袍，換上儒服，住進中式房屋，並潛心研究中國經史和倫理，尋找其中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點。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過程中，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讀漢文典籍的西方傳教士，自然贏得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從而達到其傳播信仰的目的。1605年，名代翰林院學者、主持歷局的官員徐光啟受洗入教便是一例。

繼利瑪竇之後，出身於德國科隆貴族世家的湯若望則是又一名活躍於明清之際的著名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在華四十餘年，雖未能達到其傳教的目的，但在將西方先進的天文學、光學、火器、礦業等領域的知識介紹到中國這方面，卻取得了豐碩成果。而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則是參與明末歷局的改歷、編纂修定“崇禎曆書”。

明朝末年，行用多年的“大統歷”誤差漸大，欽天監所預報的天象，尤其是日月食屢屢失驗。在用中國傳統方法與西方方法預報日月食，幾經校驗比較之後，皇家確定由徐光啟主持歷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