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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研究的DNA數量相對較少，只有約700個核苷的長度，而且選擇的研究物件只有38個，因此很有可能，他們只是背運地選擇了Y…染色體上一個沒有變異的區域。根據這一結果，他們推測男性祖先“亞當”生活在距今0至80萬年前。有關人類的起源和遷徙，他們並沒有提出新的見解，但是他們的努力，為研究不同區域人群的Y…染色體奠定了基石。

隨後幾年，在Y…染色體上又發現了少量多型性。亞利桑那大學的米歇爾·哈默發現的一些多型性數量證實了線粒體的研究結果：“亞當”20萬年前生活在非洲，他正性急地趕去南非草原與“夏娃”約會。但是，Y…染色體多型性總數仍然很少。現在到了該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候了，還是在加利福尼亞的舊金山海灣，新的一頁開始了。

壓力之下（1）

20世紀60年代末，彼德·昂德希爾在加利福尼亞開始了他的科學研究生涯，他最初的研究領域是海洋生物。1981年他在特拉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他返回了加利福尼亞，那正是生物技術飛速發展的時期，他從事一些諸如用分子生物技術提取酶等工作。也就在那時，他被遺傳學家們建立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基因圖譜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時生物技術產業日趨成熟，而舊金山正是DNA重組所引發的一系列革命的中心。同時，在矽谷及周圍，切割、接合基因這一生物學的“副業”，廣泛地應用到了計算機產業中。

1991年，彼德厭倦了商業研究，他申請到斯坦福大學路卡·卡瓦利…斯福紮實驗室做合作研究人。透過面試，實驗室的領導層相信他能適應這裡嚴密的組織和相互協作的要求，他被錄用了。一開始，彼德在實驗室從事mtDNA順序研究，但他很快對Y…染色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時，卡瓦利…斯福扎的實驗室是一個令人神往的地方，也是“點燃火種”的地方，我有幸那時在那裡做博士後，幾乎每週那裡都會產生統計學和遺傳學分析的新方法，充滿了濃郁的學術氣氛。20世紀90年代，幾乎每一個有重要影響的遺傳學家都在斯坦福工作過，或是斯坦福的學生，或是在那裡做博士後，如戴維·高斯坦、馬克·塞爾史坦德、金力等，這三個人在後面的章節都將會出現。有趣的是，這本書中一個最有影響的人物卻是一位化學家。要解釋其原因，我們需要對組成基因組的分子有所瞭解。

在遺傳學家的“工具箱”裡，一個最主要的“工具”，是從細胞組織中分離出DNA片斷的能力。和蛋白質一樣，DNA存在於細胞之中，是一種被稱為核苷鹼基的線型鏈條狀的組織。就像構成蛋白質的氨基酸一樣，DNA的順序轉譯生物資訊。但是，和蛋白質不同的是，DNA的鹼基有4種型別：腺嘌呤（A）、胞嘧啶（C）、鳥嘌呤（G）和胸腺嘧啶（T），我們每個人就像它們的手工作品一樣，正是這些鹼基構成基因密碼，決定我們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生命個體。就像摩爾斯電碼，它用點和破折號來轉譯資訊，DNA也是如此，它的“點和破折號”就是這些核苷鹼基，它們的數量大約是30億個。

從組織中分離出分子混合物的方法，同樣可以用來推斷DNA分子中核苷的順序。這是因為，生物化學技術可以做到，根據核苷的順序得出一定長度的片斷。得出這些片斷後，把它們放進膠質狀電流產生的矩陣，就可以分離出DNA。因為DNA是負電荷，它們會朝矩陣另一端正電荷的方向移動。有趣的是，在凝膠體的矩陣裡，這些片斷的運動速度會減慢，因為它們要穿過凝膠微小、迷宮般的通道。速度減慢程度和它們的長度成正比，分子越長速度越慢，因為有更多的組織要從那條微細的通道擠過去。這一切在理論上講起來非常枯燥，但它的畫面真的美麗至極。這種技術被稱為定序，過去30年裡，幾乎每個重要的遺傳學成果都用到了定序的技術，這真的是一個艱苦的工作，但它十分有效。

定序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它相當慢，而且，要得到所需要的DNA分子順序，要進行的生化反應的費用也十分昂貴。為此，遺傳學家嘗試用更快、更便宜的方法來檢測DNA順序。他們通常的做法，是將一個個體的DNA，與另一個個體的進行比較，而這個的DNA順序，已經在實驗室使用生物化學、凝膠技術檢測出了結果，透過比較找出兩者間的區別。DNA順序的不同就是我們的多型性，它們決定著個體的易感疾病、頭髮的顏色（前提是你沒有染髮）和其他一切遺傳的特點。但是，它們大多數對攜帶者並無影響，只是我們天生繼承下來的“行囊”，是我們血統的製造者。而對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來說，這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