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怔，連忙將張里正攙扶起來，道：“在下出海，也未曾得過聖上的旨意，海外漢民的處境，在下雖已知之，然卻也不能明言承諾，在下如今只有一言，華夏一脈，同族同宗，他日在下回返之時，在聖上面前，定然會據實以告，聖上乃千古一帝，定然不會坐視爾等身處水火。”

張里正聞言，又跪倒在地，泣道：“侯爺之恩，天高地厚，小老兒代這夷州島上的漢人百姓鞋侯爺大恩。”

杜睿看著跪了一屋子的百姓，心中也是不禁一陣感嘆，他知道若是按照原先的計劃，只是在此處勒石樹碑，便繼續遠行的話，等到他回來之時，這裡的漢人百姓恐怕也就十不存一了。

當即帶著杜平生等人返回了岸邊，找到馮茗，命他火速差人乘船返回泉州港，將他的奏摺面呈太宗親啟。

馮茗也不敢耽擱，當即差人盛了一條隨行的剪帆船返回泉州港，此次杜睿遠行，除了三十艘蓋倫帆船之外，還有二十艘剪帆船隨行，當夜就有一艘剪帆船，離開了船隊，朝著來的方向駛去。

杜睿雖然安排已畢，卻還是不禁想著方才在那漢人村落之時，張里正的話，海外棄民，華夏曆朝歷代，對待他們這樣的海外移民，大概都是如此稱呼，但是在對待這些人的態度上，卻是大不相同，比較鮮明的便是明政府和滿清政府了。

明朝政權是在異族統治後光復華夏的漢人政權，更是中國歷史上正統性最強的朝代之一，與漢朝相匹敵，便是唐宋也皆有所不及，而人們所說的王朝的正統性，實際上就是政權來源的合法性。

這種立國基礎既給明朝打上了鮮明的漢族民族主義烙印，同時也使這個朝代更具有國家民族責任感，這種民族責任感，即便是當今大唐煌煌盛世也略有不及。

明朝建國之初的政治綱領就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

是將漢族民族主義，重建中華傳統道德、民本主義結合在一起做為立國之本的，在明太祖時代，這些綱領基本得到了全面的實行。

儒家思想，特別是提倡民族大義和民本思想的程朱理學，在明朝是做為憲法性意義的存在，是政權合法性的源泉。而儒家核心的“華夷之辨”和“仁”的思想，都要求是否維護漢族廣大人民的利益，是關乎這個政權是否屬於合法政權的重要標準。

同時，科舉制度在當時最大限度的實現了公平化和廣泛化的社會階層流動，使政權中樞能向認同中華的各階層人士敞開，使基層民意最少阻礙的進入上層。

而明朝政治的公開性，在中國也可能是空前絕後的，這加強了政權與民間輿論的互動性，明朝社會輿論對國家決策的影響同樣是以後很難達到的。

同時也有很重要的一點，按照儒家思想，明朝最高統治者是不可以將國家的、漢族的利益與自身利益視為對立面，而且明朝內閣權力的增加和制度的完善，也使在大多數情況下，皇帝的能力不影響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而且在重大決策上是很難做出明顯違背基本民族利益、道德和意願的行為。尤其不可能做出站在外族和外國立場上損害漢族和中國利益的決策。

在明朝萬曆年間發生的西班牙人和菲律賓土著屠殺華人的事件，當時明朝政府在同一時期內進行了三場大規模戰爭，即萬曆三大徵。在西北的寧夏，西南的播州，特別是從萬曆二十年至萬曆二十六年長達七年，與日本在朝鮮進行的戰爭。

雖然這三場大戰明朝都取得了全勝，體現了明朝政府和萬曆皇帝的傑出決策能力。但戰爭對國家軍事和財政能力的損耗也是極大的。建州通古斯酋長奴兒哈赤正是利用這時機擴充套件自己勢力的。

因此，在明朝處於財政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萬曆皇帝決定允許平民開礦，透過徵收礦稅來緩解財政危機。但由於工商業階層的抵。制，以及代表工商業利益的官僚們的反對，同時也有執行方面的問題，使這一措施收效甚微。

而此時，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白銀透過菲律賓的大量流入，使明朝誤以為菲律賓有銀山可採，再加上一些人的誘導，明朝派官員來呂宋調查，試圖在此開闢財源。

這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恐懼，擔心這是明朝征服的前兆，他們將失去菲律賓。西班牙人透過詭計先高價收購華人的武器，然後夥同土著人幫兇對華人進入了大規模屠殺。

明朝當時有沒有進攻菲律賓的打算，這一點無從考證，但無論如何，西班牙人屠殺華人都是不可饒恕的的。國家和民族的正義就是維護本國和本民族的利益，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民族尊嚴和立場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