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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說明的一點，在明朝，由於海關稅少，走私盛行，海商對明朝政府並無太多經濟上的貢獻，也就是說明朝這種反應更多是出於民族責任感。

而鄭氏集團本身就是海商出身，與海外商人關係密切，彼此利益關係緊密。從這個角度來看，明朝中央政府更多的是從民族大義考慮，而鄭氏更多的具有商業利益考慮。但無論，無論哪一個漢族政權，對海外華人的態度都有血濃於水的感情。

杜睿也是因為此等種種，才對大明倍加推崇，在推行新法之中，也蘊含了許許多多大明的政治特點，他期望中的便是能將盛唐與大明的制度相融合，為華夏打造最為強盛的一個帝國。

而滿清時期呢？則是完全是相反的情況，在滿清的眼中，在其控制之外的海外漢族人，是推翻其殖民統治的潛在威脅，被其視為心腹大患，欲滅之而後快的。

為了困死明鄭，滿清從順治到康熙年間不惜將從中國從遼東至廣東全部沿海地區用武力來進行史無前例的“遷海”，使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沿海變成無人區，為此屠殺的漢人數以百萬計，對最沿海富庶地區的經濟破壞，以及中國與世界聯絡的中斷更是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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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執行鎖國政策，嚴厲防止漢族與外界的交往。滿清的防漢性鎖國，與明朝為了防範倭寇及加強對海關控制的海禁是兩個概念，除了洪武年間和嘉靖年間較為嚴格外。明朝的海禁就象明人王抒所云：國初立法，不許下海，百八十年以來，每遇捕黃魚之月，巨艘數千，俱屬於犯禁，議者每欲絕之，而勢有難行，情亦不忍也。與其絕之為難，孰若資之為用。

“而勢有難行，情亦不忍也”，以漢族為根本的明朝是做不出滿清那種靠屠殺來斷絕海外貿易的行徑的。而滿清既沒有什麼在乎“勢有難行”，為了自己殖民統治還有什麼難行的吧？

至於“情亦不忍”，更對滿清沒有任何作用，對於在中國屠殺至少數千萬漢族及其它民族人民的滿清，有什麼“不忍”的。

甚至在所謂的千古一帝康熙韃虜之時，滿清勾結荷蘭等外國殖民者，攻打明鄭政權。許諾成功之後將臺灣送給荷蘭，來聯合圍剿反清義軍。

滿清所在意的，是消滅威脅其統治的漢族反清力量，至於某些人主動送來的“收復臺灣”和“統一祖國”的高帽還真是無意而得。只是因為那一次沒有成功，否則當時臺灣就已經被滿清予了“友邦”了，也不必等到甲午戰後。

在漢奸施琅等人的幫助下，滿清最終攻陷了臺灣，但為了便於控制和奴役漢族人，意欲將臺灣人全部內遷後放棄臺灣島，任其荒蕪或為西方佔領。只是由於漢奸施琅垂涎於臺灣的土地財富力阻，再加上擔心會引起更大的動亂方才罷手，從此施琅家族成為臺灣最大的地主和剝削者。

既使如此，滿清也嚴格限制海峽兩岸的往來，使的臺灣與大陸的聯絡相對薄弱，這導致臺灣與內地始終有疏離，這也正是造成後世臺海無法一通一個重要原因。

滿清是以防漢、制漢作為基本國策的，任何會導致漢族進步、強大和影響擴大都是其所要竭力避免的，滿清嚴格禁止漢族人移民東北，限制漢族人進入蒙、疆、藏等地，並嚴格防止其它民族漢化都是出於認為漢族是其統治最大威脅這一認識出發的。

滿清乾隆的1740年，在所謂“康乾盛世”。荷蘭人在沒有任何理由，只是因為嫉妒華人在荷屬東印度的商業才能和財富，就勾結土著人對華人進行大屠殺，華人的鮮血染紅了河水，史稱“紅河屠殺”。荷蘭此時尚未摸清滿清對華人的態度，因為需要與中國通商，也擔心有所妨礙，所以派人到滿清朝廷為自己開脫。

但沒想到乾隆表現讓荷蘭人明白了滿清對華人的態度，乾隆說海外華人“內地違旨不聽召回，甘心久住之輩，在天朝本應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滿清欲殺之而不能的海外華人，被荷蘭人所殺讓其非常痛快。有了滿清的讚許鼓勵，荷蘭人越發肆無忌憚，在明朝時期華人在南洋建立的政權及商業優勢都逐漸喪失。而滿清政權為此與荷蘭人的關係不但沒有倒退，反而越發緊密了。

前世杜睿每次讀到這些史料，都要感覺奇哉怪也，對比大明和滿清這兩個政權，也是無語的很。

如今同樣的問題將會被送到太宗的手上，杜睿也很想看看，太宗對於這些所謂的“海外棄民”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是保，還是棄？

杜睿從骨子裡就是一個絕對的民族主義者，此前他能將臺灣島上的土人，看作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