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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樣，均田制度如果一直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也容易走向一個極端，最終，變得腐朽，進而破壞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雖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來授受的土地只是無主土地和荒地，數量有限。因而均田農民受田，開始就普遍達不到應受額。口分田雖然規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實際上能還官的很少。

隨著人口的增多和貴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據為己有，能夠還授的土地就越來越少。

均田令雖然限制土地買賣、佔田過限，但均田農民土地不足，經濟力量脆弱，賦役負擔沉重，稍遇天災**，就被迫出賣土地，破產逃亡。

地主兼併土地的情況在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發生的。正因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實施以後不久即被破壞。經過北魏末年的戰亂，無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繼起的東西魏、北齊、北周、隋，施行之後又遭破壞。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直到李唐定鼎關中時，人口大減，土地荒蕪，新建立起來的唐王朝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重新推行均田令，為的就是鼓勵農民拓荒，刺激經濟發展，而且成效顯著。

但唐高宗以後，均田制又逐漸被破壞。隨著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國有土地透過各種方式不斷轉化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土地還授實際上已不能實行。。德宗建中元年，楊炎建議實行兩稅法後，均田制終於瓦解。

簡單說來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卻在不斷的增長，再加上唐朝的賦稅制度刻板教條，其基點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與土地發生了變化，那麼所謂的賦稅就失去了徵收的基礎。

甚至在唐玄宗開元以後，天下的戶籍一直沒有更新，“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官方並無確切的資料。土地兼併之後，多丁的富戶又以“宦、學、釋、老”可以免除賦稅。窮困者要麼舉遷以避稅，要麼依附於豪門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稅。結果是“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國家奢侈無度，兵役多有，官吏縱然苛刻徵稅，也免不了“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的結局。

為了擴大財政來源，李唐王朝也曾想過各種方法。肅宗、代宗與德宗間，宰相劉宴“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搉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其中，鹽、鐵、茶、酒專賣，曾為朝廷帶來豐厚的歲入。

趙贊則試行過“稅間架，算除陌”。前者為房產稅：房屋以二架為一間，上間上繳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

後者為交易稅：公私貿易，千錢者上稅20％，超過者依50％。物物交換者，參照物之價值上稅。不過，趙贊之稅因為“民益愁怨”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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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稅制改革，則有賴於德宗時的宰相楊炎，他提出了“兩稅法”方案。

具體措施有：第一，確立“量出制入”的徵稅原則，也就是說，按照財政開銷的多少確立賦稅的總量，然後再分派稅收定額。按照今天的標準，此舉措意義非凡，它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財政“量入為出”的傳統，不再遵循“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財政開支慣例，而具備了現代財政預算的雛形。

第二，“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也就是說，不分戶頭裡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統一徵稅，以打擊依附於豪門偷逃賦稅的避稅行為，擴大稅收基數。

第三，“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也就是改變人頭稅的做法，將稅收的徵收物件由“人口”轉為“資產”。以後世的稅收觀念來看，此舉措頗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按照稅收發展史，現代稅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個標誌就是“從人頭稅到財產稅”的發展。

第四，“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商人雖然沒有土地，但是同樣要繳納賦稅徭役。第五，稅收每年分夏秋兩次上繳，“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但楊炎的兩稅法遭到陸贄等人的嚴厲批評，陸贄以為，“財之所生，必因人力”，而“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結果導致了“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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