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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則反其道而行之。《禮記·表記》說，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個民族三種文化，一個比一個先進。所謂“尊禮”，其實就是重人事，重倫理，重情感，以禮儀代刑律，以人情代恐嚇，以血緣為紐帶，以爵列為賞罰。這無疑是比裝神弄鬼、殺人如麻更得人心的做法，因此大受歡迎。於是，靠著對內實行開明專制，對外實行懷柔政策，周終於取殷商而代之，並由此產生出一種理論──得人心者得天下。儘管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並不是規律，甚至不過彌天大謊──得人心者未必得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人心（請參看本書第六章），但對周人而言，卻是所言不誣。武王伐紂，並沒有用多少時間，便是證明。

然而難題也就接踵而來。

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結論，武王克商，事在公元前1046年。但中華大地上的戰爭，卻既不始於斯，也不終於斯。早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戰爭就開始了。九黎戰涿鹿，炎黃戰阪泉，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何曾一日安寧？事實上，在邦國制度誕生之前，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周人最後能夠“得天下”，也仰仗了那些特別能戰鬥的部落和部落國家。我們知道，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所說，部落之間的戰爭“進行得很殘酷，使別的動物無法和人類相比”。原因也很簡單，就因為在他們看來，進行掠奪“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

四　封建的秘密（2）

戰爭使得手了的部落受益匪淺。靠著這種不勞而獲又立竿見影的辦法，得手了的部落迅速膨脹起來。與此相對應，部落的總數卻在減少：夏禹時上萬，商湯時三千，到了周武王的時候，只剩下八百，而且這八百個部落也多半不再是部落，而是初具規模的“部落國家”了。如何擺平這些形成不久，還帶著野蠻社會習氣和遺風，動不動就會動粗動武的“國家”，對於剛剛成為聯盟或聯邦領袖的周人，是一個考驗。

這時，武王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公，便表現出驚人的政治智慧。

他們的辦法是贖買，即用封土賜爵的形式來贖買這些部落國家，以及他們的武裝力量。這也是老辦法。比如周人的領袖季歷，就曾被商王封為“西伯”。周谷城先生的《中國通史》說，所謂封建，自有部族戰爭以來，便已有了雛形，但亦只有雛形而已。這個說法，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實際上所謂“封建”，原本是野蠻社會武力集團政治妥協的產物，是用分封的形式對部落武力的贖買和對部落聯盟的確立。武力雖然是野蠻時代佔有資源和分配財富的重要手段，卻不是唯一手段。打，有打不贏的時候；吃，有吃不掉的部落。起先，部落之間戰爭規模尚小，自然不妨把戰敗者趕盡殺絕。但當戰爭變成“世界大戰”時，就不能再搞“三光政策”了。於是封建制興焉。

所謂“封建”，其實就是處置戰敗者的土地和人民。土地，原本是搬不走的；人民，也原本是殺不絕的。那就各安其位，原封不動。要動的是這些土地的疆域和這些土地上的首長。重新劃分疆域，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長，這就是建。周人指派的首長，或是先代的後裔（如陳），或是自己的族人（如蔡），或是參戰的盟軍（如楚），或是異姓的功臣（如齊）。先代的後裔得到了封賞，自然感恩戴德；參戰的盟軍得到了封賞，自然心滿意足；異姓的功臣得到了封賞，更加效忠王室；自己的族人得到了封賞，愈發同心同德。當然，周王也不會忘記給自己留一塊地盤。這塊地盤，就成了他們最後的據點。

這當然是一種策略，卻是一個高明的策略。它甚至是一個陰謀，卻是一個對社會對民族有利的陰謀。於是，為了保證勝利的局面能夠維持，為了保證邦國制度長治久安，武王和周公便編造了“天命”的謊言。

按照武王和周公的說法，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上天之所賜予，叫“天下”。天下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兒子，叫“天子”。天子既然是上天的兒子，那麼，所有的土地便當然都是他的，這就叫“普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