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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中央級媒體發表文章說， 當一項決策沒有考慮或者沒有充分考慮民意的時候，部分人對它不滿，就是很正常的事兒。此時，對於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透過“講理”，將他們的不滿消解到最小限度，就是必須的管理智慧。 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告訴我們限行為什麼是正當的、合法的。 對於“判決書要說理”，我們並不陌生。為什麼要“說理”？從公正的角度，是讓當事人明白，為什麼是這樣判而不是那樣判；從功利的角度，則是讓當事人認可判決，自覺履行判決，從而達到息訴的目的。 出臺公共決策，也同樣有一個“說理”的問題。在之前的探討中，在諸如“限行是否侵犯車主的私有財產權利”、“限行在法律上是否有依據”等問題上，贊成和反對雙方的主張針鋒相對。如果事實不是政府明知限行違法而執意出臺相關政策，那麼，每週停駛一天政策的出臺，意味著有關部門認可了贊成限行一方的主張。於是，作出上述決策的部門，有責任告訴面臨不利後果的另一方：限行，為什麼不侵犯車主的權利？限行的法律依據，又在哪裡？ 限行通告寫的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汙染防治法>；辦法》有關規定”如何如何，那麼，請告訴我們：“有關規定”是哪條哪款？也請說明，每週停駛一天，而不是一週兩天，或者一個月一天，背後有怎樣的資料支撐？如果嫌放在通告中囉嗦，可以透過釋出會的方式，讓大夥心裡也明白明白。遺憾的是，再有兩天新政就要實行，卻沒有人對此作出任何解釋。 和召開聽證會一樣，讓政府“說理”，也找不到明確的法律依據。然而，面對數百萬為了社會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百姓，站出來說說理，難道不是消除他們內心的疑惑最簡單的方式？難道不是贏得百姓支援最有效的方式？
文章說：對此，記者認為，比較聰明的做法是把選擇權交回給車主。例如，智利首都聖地亞哥也是將車輛根據牌照尾號分為５組，從週一至週五限行。但是，聖地亞哥市政府規定，如果車主希望“無限制”行駛，可以多繳納行駛許可費；如果車主願意每週少開幾天車，可以免除部分行駛許可費；如果車主決定從週一到週五都不開車，可以免交行駛許可費。經濟槓桿與強制手段相結合，這比簡單的一刀切要靈活。實際上，不管是單雙號限行還是每週１天限行，其性質是一樣的，都是一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簡單的行政強制手段，更適用於公車而不適用於私車，從長遠看，對北京這樣的超大城市解決交通擁堵問題起到的作用不會很大。
至作者寫本書時，議論紛紛仍在繼續。在筆者看來，北京市政府出臺交通限行措施之所以出現如此之多的爭議，其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措施的出臺不免有些倉促，輿論準備不足。雖然相關部門在某些場合也透露過對奧運後交通管理措施市政府正在進行研究，但私家車主們事先並不知道即將出臺的管理措施是何具體內容。在這種情況下，措施很快推出，群眾顯然缺乏思想準備，一時難以接受。正因如此，人們對此表達意見更多是在程式上，認為政府部門應該多聽聽群眾的具體意見，應進行聽證，應展開必要的討論。二是推出的限行措施中還不夠人性化，不夠靈活，對有些問題考慮得不夠周全，一些人存在的實際困難確實難以解決。如果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