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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的，要不在單位裡也是中高層，怎麼說呢，就是有一定的地位吧，能自由支配時間，要玩就玩，把工作安排給下面人就行了，要不然像我們開車去新疆，去西藏，一去就是20天，哪能說走就走？那些打工的，比如珠江路那些高階白領，可能收入高得很，有的大概比我們還有錢吧，他們就不行，好不容易湊兩三天假，還要老闆同意。”S3就屬於N7先生描述的這種白領：“我最喜歡的是旅遊，但旅遊最麻煩的是佔時間，這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不管是男女，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假期有問題，去遠的地方，起碼四天到五天，休息一下還要三天，小公司問題就比較大，大公司可能還好一點。我在上班前旅遊比較多的，到了這個公司後就很少了。”

如前所述，因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所有制型別、單位性質等對於配置性資源的影響非常大，也直接影響到個體的休閒狀況。S2的瀟灑休閒就部分建築在“公費”的基礎上：“像去年的國慶，我是最後兩天找同學開車到江西去玩的。基本上都是公費，吃喝拉撒全是公家報銷，車也是公家車。”　前面提到的B8現在是香港一家高檔時尚雜誌的國內分社主編，以前她就職的是國家報社，所以感到休閒生活改變很大：“時間不夠。這種工作就是沒完沒了，你永遠有事兒幹……以前我是財經記者，而且是國內體制，自由度很大，只要安排好，我就每個禮拜會去打兩次高爾夫，天天要打羽毛球。在國內，你要說休閒，我覺得這是個管理的問題。”

由此可見，享受的配置性資源不同，對休閒本質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樣。資源的多寡直接影響到中產階層休閒結構的構築，影響到中產階層個體的地位認同。從中，我們也更深刻地領會到吉登斯關於權力的論述：“權力關係通常是以極為深入的方式，根植於被那些遵循它們的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模式之中，尤其是根植於例行化行為之中。”吉登斯，同前引書，1998，第279頁。

3�認知能力與休閒

在某些中產階層個體眼中，休閒似乎還只是件可有可無的事情，他們無視休閒的稀缺狀況，甚至主動向往以更多的閒暇時間來換取其他資源。S13就說：“我選擇（工作）的時候一般考慮薪水、福利待遇等，忙不忙事先也不知道的，而且我也不太嫌棄忙的。薪水和福利待遇覺得滿意的話，多忙一點也是可以的，反而是有空的時候覺得不自在。這兩天快不工作了嘛，很空，覺得不自在。在家待著，兩天、三天行的，到第四天肯定不行的。”在她的言語背後，仍潛藏著那種“如今閒人沒有好日子過了”的共識，它真實地反映出中國中產階層初步興起階段所面臨的現實。

但是，已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個體開始逐步萌發出注重休閒的生活意識。上述B8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她說：“我覺得（休閒）就是個態度問題……他真的有錢以後，錢確實是沒有用，你想啊，錢到了一定水平後，人的精力、身體也到了一定水平了，生活的需求就那麼點兒，那些錢怎麼辦呢？”訪談物件S7對自己的研究工作十分痴迷，但“現在的工作、休閒態度與以前有點變化，現在常常發現想做的與實際能做到的還是有距離的，所以現在感到計劃要定得現實一點，比如相對能做多少，就少做一點，做得認真一點，要留下一點時間enjoy　the　life　。今年忙得到書店都不要去了。自己有種ambition　，想做啊做啊。自己要想不做的話，我想也是可以的。這可能就是種職業病，很多人做business，賺錢要多，其實多得對他已經沒有什麼意思了，絲毫不影響他，可他還是要多。發現這個問題感到很有意思。”

中產階層參與休閒實踐更多地建立在理性化思維的基礎上，因此閒暇生活的質量與個體的認知能力密切相關。認知能力的基礎是包含著規則和策略的實踐意識，具體包括4項因素：

（1）行動者憑藉自己的社會定位所擁有的獲得知識的方式；

（2）組織並表達知識的型別；

中產階層的休閒特徵（6）

（3）與被視為“知識”的信念主張的有效性相關的情況；

（4）與可資利用的知識的傳遞方式有關的因素。　吉登斯，同前引書，1998，第170頁。

透過“傳播革命”，“知識分子可獲得的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如今日益可以從遠方的人，從地理、文化和歷史上遙遠的群體，甚至從死者那裡獲得。並且，他們也許因此與自身所處的當地環境產生巨大的分歧。他們也許會把地方精英對社會現實的解釋與其他地區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