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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專家知識分子的興起，認為：“一種新的階級系統正在慢慢地形成……在這個理論中，新階級的‘人的資本’（human　capital）與舊階級的財富資本（moneyed　capital）將作為特殊的例項。”阿爾文·古爾德納：《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第6頁。

考察以上一些分類方式我們可以發現，中產階層界定並無統一的、既定的標準，隨著社會結構的分化，呈現出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從工作方式向閒暇生活方式、從有形財產佔有向各種抽象資源佔有的過渡。

在此基礎之上，各國關於中產階層研究的具體實踐同樣證明了中產階層內涵與各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同步關係，同時，生活方式越來越成為重要的分類標誌。在美國，福塞爾沒有繼承米爾斯的職業分類標準，而是將格調作為衡量中產階層資格的重要尺度。福塞爾，同前引書，　1998。日本的新中產階層（工薪階層）起初基本由職業界定，指伴隨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起來的政府部門及企業、公司的白領僱員大河內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文芸春秋新社，1960。；但伴隨大眾消費社會的來臨，中產階層的內涵演變成了“新中間大眾”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東京：中央公論社，1987。；而隨著泡沫經濟崩潰後貧富分化的加劇，又誕生了一批以高新科技、跨國資本等為依託的中產階層消費新貴。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巖波書店，1998。在韓國，地位意識是中產階層自我識別並影響社會的基本概念，“生活方式的原則”成為韓國中產階層賴以確立的根本組織原則。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8�芬蘭學者考察歐洲的新興中產階層時，同樣認為它是“社會快速變遷的結果”，並將文化氣質、道德取向等作為界定的重要標準。Pekka　Sulkunen；　The　European　New　Middle　Class：　Individuality　and　Tribalism　in　Mass　Society；　Ashgate　Publishing　pany；1992�而在中國的臺灣，“驟興的中產階層”也“更傾向以消費與生活方式來界定自己的社會屬性”。葉啟政：《臺灣“中產階層”的文化迷思》，蕭新煌主編《變遷中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巨流圖書公司，1990，第116頁。

標籤與中產階層

如上所述，中產階層理論的傳統使得我們的視角進一步集中到中產階層生活方式上。實際上，在中產階層與作為標籤的休閒生活方式之間，本身就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聯絡。

1�標籤的形成：有閒階級的邏輯

一個階層的生活方式具有其獨特的潛在邏輯，美國近代經濟學家凡勃倫透過對貴族階層的考察極為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凡勃倫看來，“明顯有閒”、“明顯消費”等金錢競賽手段是那些擁有足夠的財產與地位的貴族階層生活方式的精髓，其內在的邏輯就是要藉助這種“炫耀性”消費來維護自己的身份和階層地位：“在明顯浪費定律的淘汰性監視之下，產生了一種公認的消費準則，它的作用是使消費者在對物品的消費上，在時間與精力的使用上，能夠保持高價與浪費的一定標準。”　凡勃倫：《有閒階級論》，商務印書館，2002，第85頁。

在強調貴族有閒階級為維護自己的特權身份而進行求新努力的同時，凡勃倫敏銳地捕捉到了生活方式變遷背後的經濟因素以及與這種變遷聯絡得最為緊密的階層型別：“對於改造已有的生活方式具有最活躍動機的，最容易被說服去接受新標準的，就是處於必須改變生活習慣這種地位的個人。”凡勃倫：《有閒階級論》，商務印書館，2002，第142～143頁。凡勃倫以此預示了中產階層對標籤的注重。當時，所謂的中產階層還處於經濟上尚未完全擺脫窮困、政治上頗顯羸弱的地位，遠未形成日後強大的階層力量，但其模仿、攀比上層生活方式的積極性在凡勃倫的描述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凡勃倫認為，“每個階級所羨慕的、所要爭取列入的總是剛好比它高一級的那個階級”，凡勃倫：《有閒階級論》，商務印書館，2002，第　77頁。中產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