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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層睡眠時間的相對稀缺。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睡眠時間的差異沒有工作時間的差異那麼懸殊，大多不超過1小時，但中產階層的睡眠時間普遍少於非中產階層，收入、職業、學歷三重標準的中產階層平均睡眠時間7�25小時，低於樣本的總體均值7�47小時，更低於非中產的均值7�51小時。

相對於工作時間與睡眠時間上中產與非中產之間差異化現象的一致性，閒暇時間的擁有量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徵。總體而言，雖然由於工作繁忙等原因導致中產階層的平均閒暇時間4�67小時尚低於平均水平的4�85小時，但差距值較低，且各變數之間差異較大，高於非中產階層的例外比比皆是。例如，“學歷中產”中，上海、廣州兩地的中產階層閒暇時間高於非中產階層，“收入中產”中，廣州中產高於非中產，按職業劃分的“職業中產”的閒暇時間更加富裕，出現了唯獨武漢的中產低於非中產、其餘皆為中產高的現象。

圖3…3五大城市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每日空閒時間比較圖

由此，在中國中產階層閒暇生活時間方面，與“非中產”層相比，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個特徵：

（1）中國中產階層的工作時間偏長，工作繁忙度較高；

（2）中國中產階層的睡眠時間相對較短；

（3）中國中產階層的閒暇時間實際上與平均水平的差距並不明顯，且在部分數值上超過了非中產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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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層閒暇生活素描（2）

電話調查的結果說明，中國的中產階層大多工作繁忙，時間資源稀缺。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個新的現象，那就是：中產階層雖然工作時間偏長，工作更為繁忙，但他們的休閒時間卻並未普遍地相應減少，至少與非中產階層的差異不明顯。

對此，我們首先可以從家務勞動等生活負擔壓力度方面給予一定的解釋。囿於調查篇幅的限制，此次電話調查中沒有直接詢問調查物件的家務勞動時間，但我們可以根據相關的理論與研究實踐做出相應的說明。在王雅林的《城市休閒》第五章中，對不同群體的閒暇生活質量進行了比較，其中一項便是關於家務勞動時間的比較。研究者關於在業與非在業兩類城市居民生活時間的比較研究結果證實，非在業者的家務勞動時間遠遠高於在業者，即便雙休日裡在職在崗者的家務勞動量顯著增加，仍少於非在業者。研究者認為其中決定性的影響因素是家庭經濟收入。緊接著，研究者進一步就在業群體內部的家務勞動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將在業者進一步分為在職在崗勞動者、下崗再就業者和自由職業者三類，研究發現，下崗再就業者平均一週的家務勞動時間明顯高於在職在崗從業者。研究者同樣從家庭經濟狀況對此結果進行了解釋，認為家庭經濟收入的多寡直接影響到了家庭成員用於家務勞動的時間，收入高，則用於家務的時間相對減少。王雅林主編《城市休閒——上海、天津、哈爾濱城市居民時間分配的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98～104頁。

在另一項關於上海市民時間分配的研究中，同上引書，第174～176頁。研究者總結出上海市民家務勞動時間的特徵為：文化程度的高低與家務勞動時間的支出成反比，學歷越高，家務勞動時間越短。研究者運用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原理對此做出瞭解釋，認為人力資本的高低對有酬勞動與無酬勞動的選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時代，個人在決定自己人力資源的投入與產出時也有著邊際效用的考慮，既然家務勞動是一種“無酬”勞動，那麼高學歷者豐富的個體資源自然趨向於投入市場，這樣可以得到更高的產出。另外，研究者認為，從機會選擇的角度看，高學歷者所從事的大多是知識、技術性工作，因而承擔社會有酬勞動、把時間配置在市場部門的機會自然更多，如此一來，大多數人自然會選擇僱傭鐘點工等替代手段來處理家務。

在設定本研究中的“中產”與“非中產”的職業區分標準時，“職業中產”很明顯多屬於在職在崗者，且多為職業穩定、並具有一定職業威望的工作者，而　“職業非中產”中非在業群體顯然較多，且即便是在業群體，職業地位也相對較低。因此，根據前述家務勞動時間上不同就業群體的差異情況，我們可以認定，“職業中產”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少於非中產。同樣，根據前述收入、教育水平與家務勞動時間的反比關係，我們可以引證此項研究中“收入中產”、“學歷中產”與家務勞動時間的反比關係。另外，針對調查中“您對休閒狀況不滿意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