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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的內心生活》一書中也是基於同樣的看法，並且認為中產階層的內心生活就是緣此而生髮出來的。Ehrenreich；　Barbara　，Fear　of　falling：　the　inner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antheon　Books；1989；　p�15�因此，埃利亞斯認為：“沒有比這一段話更能說明中等階層意識的特徵了。通往下層的大門應該緊緊關閉，通往上層的大門敞開。和每個中等階層知識分子一樣，市民階層也有自己的煩惱，他們不敢設想摧毀阻礙他們向上的圍牆，因為他們害怕自己與下層人民之間的那堵牆也會在這場風暴中一起倒下。”　諾貝特·埃利亞斯，同前引書，第79頁。綜觀已有的諸多研究；中產階層的根本特徵大多都是圍繞地位——矛盾的階級位置——而展開的，但這種看法充其量只能算是西方文化背景下中產階層的社會表現的反映。

當我們把中產階層置於歷史發展與文化差異的宏觀比較時，可以發現這種對地位的訴求雖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卻具有了另外一種意義與可能性，中產階層對於地位的追求以及在地位訴求下的生活與處境顯現出一種兩重性。20世紀下半葉開始興起的韓國中產階層無論如何都能稱為是中產階層的東方典型。韓國中產階層對地位的過度關注與追求不僅有其歷史文化淵源，而且在現代化背景中也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萊特在其名為《追求地位：韓國城市中產階層的形成》一書中，多次表達　“理解韓國當代中產階層及其發展的關鍵是瞭解韓國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驅動力”。　Lett；　op�cit�；p�41�由於韓國長期的、根深蒂固的儒教傳統，韓國中產階層效仿的是上等階級的“品味”，因而這場階級區隔遊戲的規則是由上等階級制定的，也就是說，中產階層參與的是由他人制定規則的“階級遊戲”。這樣，就不難理解韓國中產階層總是表現出上層階級的特徵，“所謂的中產階層表現出了貴族精英們習慣上表現出來的特徵。按布迪厄的說法，這個階層表現出統治階級的特徵；中產階層家庭表現出工業化社會上層家庭的特徵。……把這些上層特徵聯絡在一起的是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追求地位的特徵”。Lett；　op�cit�；　p�224�由於中產階層的資本數量和型別總是遠遠比不上上層階級，所以這將是一場難以看到結局的競爭。為了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韓國中產階層必須不斷積累更多的資本，而在階級“品味”的競爭中他們又必須消耗大量的資本。在這樣一個沒有贏家而且難以看到盡頭的階級競爭中，中產階層付出的代價無疑是最大的，同時也是最為辛苦和疲憊的，而他們似乎並沒有好的退路和選擇。這就是中產階層在“階級區隔遊戲”中所不得不面對的兩難處境。

中產階層的中庸性註定他們難以成為時代的弄潮兒，這一點不論是從早期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中，還是在米爾斯稍帶悲觀的觀點都不存在太大爭議。在劇烈的社會變革面前，他們總是小心謹慎，但中產階層經常成為社會變遷中的易感人群。在他們上面，是養尊處優的社會上層——經濟政治精英，這對於他們是一種無休止的誘惑與吸引，常常會激起他們的雄心與抱負；而在他們下面，是他們剛剛脫離、再也不想回歸的為生計所苦的社會底層（Underclass），這對於他們可能還是尚未遠去的記憶或者不堪回首的傷痛。因此，不論從哪一個方面看，中產階層都是社會階梯（Social　ladder）上最積極、也最賣力的攀援者。就其對於中產階層存在的必要性而言，地位追求至少滿足了這一階層的社會需求。其一，地位追求成為中產階層社會流動的動力，這種動力提供了中產階層表現的社會舞臺。正是在這種階級區分的過程中，中產階層尋求一種自我實現與群體認同的社會空間，同時也使得社會生活有了中產階層參與的印記。正是這樣，所以“歷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變化其實是由中產階層造成的，所以，社會和文化運動自從第三階級獲取主導權以來已經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步調。這就是為什麼時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變化與對照，從那時起變得更加廣闊、更加充滿活力。”　齊美爾；同前引書，第88頁。也就是說，地位追求釋放了中產階層社會表現的能量。其二，地位追求將形成中產階層的“品味”或者“格調”，這可能成為他們階層認同的方式與標誌。這種品味或者格調是中產階層熱衷於時尚的結果，而社會時尚本身就具有雙重作用，“時尚是階級分野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