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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及學能發展，於是進一步強化階級差異；這樣便出現了階級再生產的迴圈。中等階層子女的語言能力，可以視作一種得到學校認同的“文化資本”，教育制度根本是看重並獎賞中上階層的“精緻的語言法則”。何瑞珠：《家長參與子女的教育：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闡釋》，《教育學報·1998冬》第26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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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流動：迴圈或再生產（2）

有關教育與社會分層方面，我國近來影響比較大的主要有劉精明與李春玲所做的研究。西方學者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後，由於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政策努力，使中國社會分層出現了一種平等化的趨勢，但是劉精明的研究表明“反分層化”的理論在教育機會獲得方面是不能成立的。劉精明在《教育與社會分層》中，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對入學、升學模式的影響，其研究重點是透過個人的受教育過程，分析我國社會中接受教育的社會傳承模式對不同歷史時期處於不同教育階段的人的影響，尤其是考察“文化大革命”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對不同階段教育獲得的代際傳承模式的影響。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入學和升學機會的獲得仍然受制於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文化因素，不平等的代際傳承模式仍然影響著機會獲得方面的不平等。劉精明：《中國社會分層·教育與社會分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第358～390頁。

李春玲則把社會政治變遷與教育機會的關係當作研究的基礎，她著重分析的是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對教育獲得的影響，她的研究主要考察1940～2001年這60年時間裡，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對個人教育獲得的影響經歷了哪些變化。她得出與劉精明的研究不同的結論，認為1949～1978年間，由於政策的影響，教育機會從極度不平等到逐漸平等，家庭的文化和經濟資本對子女受教育的機會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形勢發生了扭轉，家庭的社會資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