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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聽途說”（56�7％）、“與人交談”（如透過電話等）（19�4％）與“網路”（14�2％）傳播為主。

從最初的地下SARS訊息的傳播路徑看，五城市間存在著某些共同點，但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在透過非官方媒體最先得知SARS資訊的居民中，五城市“道聽途說”所佔比例最高，且都超過了50％，而這其中以北京所佔比例最高（64�2％），其他四市比較接近。我們認為，北京所佔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因為北京是受到資訊封鎖危害最為嚴重的城市。

一個明顯的結論是：資訊的不及時披露使人際傳播這一最古老的資訊傳播方式，在這次SARS流言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考慮到“道聽途說”較之其他媒介通道更為缺少傳播的信度，我們認為，不管是從五城市的總數比例、還是從北京一地的情況來看，“道聽途說”的人群比例如此之大，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流言在資訊封鎖之中更可能演變為謠言和謊言。

調查還顯示，透過網路傳播獲得流言資訊者所佔的比例以上海為最高（26�0％）、廣州為最低（4�1％）。其中，以上海為最高的原因，可以從上海地區網路資訊傳播程度較高及上海地區較晚受到SARS事件波及這兩方面得到解釋；而以廣州為最低，可以從該地區資訊傳播選項中“其他”選項達10�7％（遠高於排名第二的6�1％）得到解釋：廣州地區SARS流言的傳播處在流言傳播急遽膨脹的早期，受眾慌不擇路的選擇多元化的資訊通道更符合當時的事理。另外兩個明顯的原因是：①處在SARS疫情深重的地區，廣州人在事件初期親身感受SARS的機會不亞於從傳媒感知的機會；②透過“手機簡訊”傳播的以廣州為最高（9�1％），且明顯高出其他四市許多。

突發事件與中產階層的流言敏感（3）

表5…34中產階層對流言傳播的通道依賴單位：％通道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南京總數網際網路14�826�04�116�115�914�2手機簡訊2�59�11�23�3電話14�816�920�722�622�019�4道聽途說64�253�255�456�554�956�7其他3�73�910�74�86�16�4樣本總數81771216282423Pearson　Chi�Square＝42�972，df＝16，P=0�000　《　0�01。

上述結果與五市SARS疫情出現的早晚、疫情持續時間與距離資訊公開的時間長短以及各城市間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異有關。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代表著媒體發展方向的網際網路和作為第五媒體的“手機簡訊”在流言的傳播中的作用已經佔據主要位置。從理論上來解釋，這種佔據當是基於它們對現有資訊權力疆界的打破，如波斯特所說：“網路空間中的音訊不容易被牛頓式的空間所限制，這使得邊界變得無效。”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第二媒介時代》，範靜曄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40頁。這對於自感處於資訊弱勢的民眾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對於較其他人群更容易打破資訊壁壘的中產階層人群來說，流言的敏感是具備先天的條件的；在這裡，在中產階層的流言傳播對新媒體的利用上，反映的是媒體技術對中產階層心理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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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文化資本的獲得與傳承

本章為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基金專案成果。

近年來，社會分層視野中的幹部、工人、農民三分格局逐漸被社會階層多樣化的社會現實取代，“中產階層”在中國逐漸成為一個熱門詞語。一般認為，中產階層大多出身於更低的社會階層，透過接受良好的教育，獲得了文化資本，並據此取得較高的經濟收入與社會地位，從而實現社會流動。因此，教育是中產階層實現社會流動的基礎。

本章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分別從文化資本的獲得、傳承以及確認這三個角度來描述中國中產階層教育方面的特徵，並嘗試對其中的一些社會現象做出合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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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流動：迴圈或再生產（1）

關於社會流動，主要有兩派觀點：一種認為精英群體是不斷迴圈流動的，帕累託是倡導者；一種觀點則認為精英是可以“父貴子榮”，能夠複製的，這是再生產理論的體現。

帕累託是精英迴圈理論的信奉者，在他看來，由於個人繼承的天賦和在等級制中的地位之間不可能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