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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從利益角度，媒介內容要反映一些為它們提供資助的社會群體的意識形態，如政黨或宗教群體；

④從非正式的角度，媒介內容要反映那些試圖推銷自己觀點的個體捐助者的意願。

我們看到，在我們追尋伯傑式的電視批判意義時，中國電視業界當下的弊端開始展現無遺，它不僅可能包括了阿特休爾所述及的媒介受到的4個控制，還有可能受到第五個控制：傳媒對於受眾需求的不適當的或虛假的建構。

一方面是受眾存在著對“有意義的”題材新聞資訊的追求，另一方面是電視的過度娛樂化，兩相對應，只能導致那些執著於前者的受眾開始嘗試疏離電視，而對於後者來說，它則越來越多地吸引到“社會大眾”的認同——這種認同既包括對人群的篩選，也包括對人的不同精神層面的篩選。考慮到人在追求享樂上的人性弱點，這種“社會大眾”的認同，也完全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媒體失範所帶來的繁榮。

而考慮到本文的旨趣，這裡，我們原本所要詢問的只是：在這個不適當的繁榮之中，是哪些受眾開始嘗試疏離電視？

調查資料表明：嘗試疏離電視的正是一代有文化的新中產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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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疏離與網路依賴（5）

網路依賴與數字鴻溝

如前所述，知識溝理論假設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經由大眾傳播獲得的知識與資訊是有差距的，並且其差距有擴大的趨勢。1980年代，隨著資訊傳播技術的發展，特別是隨著計算機的不斷普及，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開始被不斷提及，用來說明人們對數字傳播技術尤其是網路傳播的接觸與使用上存在的差距。在以上有關電視疏離問題的討論中，我們一直在提及當下中國中產階層對網路媒介的偏愛。事實上，這種偏愛既可以說是因——對新媒體的使用使得他們成其為中產階層，也可以說是果——當他們成為中產階層時，他們即具有對新媒體的親和力。

因果的問題不是本文理論探討的目的。我們要在此指出的是，中產階層不斷加深的網路依賴，也在不斷加深數字技術意義上的知識溝——數字鴻溝。

據考證，“數字鴻溝”一詞肇始於莫里塞特（Lloyd　Morrisett）對資訊富人（the　information�haves）和資訊窮人　（the　information　have�nots　）　之間存在鴻溝的認識。不過，這裡所謂的鴻溝，主要指1980年代Apple　II電腦時代，不同的社會群體在個人計算機佔有率上的差異。數字鴻溝一詞真正引起公眾關注則是1995年美國商業部電信與資訊局（NTIA）釋出的題為《被網際網路遺忘的角落：一項有關美國城鄉資訊窮人的調查報告》中對數字鴻溝現象的具體描述，報告詳細揭示了當時美國社會不同階層人群採納和使用網際網路的差別。金兼斌：《數字鴻溝的概念辨析》，《中國新聞學評論》網站，//cjr�zjol��cn/，2003年12月23日。

在中國，有關數字鴻溝的問題早已得到人們的關注，相關研究也已經層出不窮。關於其概念，第一種定義是祝建華在其《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和初步檢驗》中提出的，指“社會各階層之間在使用網際網路上的差別”，而其操作定義則為“社會各階層之間網際網路使用者（簡稱網民）比例之平均差別”。祝建華：《數碼溝指數之操作定義和初步檢驗》，吳有訓主編《21世紀新聞傳播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第220頁。另一種數字鴻溝的定義方法則在著眼點上有很大不同。金兼斌和熊澄宇採用我國資訊產業部於2001年7月29日釋出的國家資訊化指標體系（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Quotient；　簡稱NIQ）為數字鴻溝的綜合性衡量指標，來比較我國不同地區間資訊化程度的差距。國家資訊化指標體系由6大類（包括資訊資源、資訊網路建設、資訊科技應用、資訊產業、資訊化人力資源以及資訊化環境等）共20個指標構成。因此，在這種定義下，數字鴻溝被概念化定義為“不同地區間資訊化發展程度的差距”，操作化定義則為：以NIQ作為一個地區資訊化發展程度的衡量指標系，以各地區之間資訊化發展程度指標值的標準偏差與均值之商（S�D/Mean）為數字鴻溝的具體量度。Jin；　J�　&　Xiong；　C�　（2002）�　“Digital　divide　in　terms　of　N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