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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

圖書媒體的危機是顯而易見的。而“中國中產階層調查”數字顯示，當下的中國中產階層遠比非中產階層更喜歡書刊閱讀。

這一研究發現顯然背離了“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所顯示的無差別人群調查結論。換言之，它有可能是在闡明以下結論：

①在一片圖書閱讀危機之中；最有危機的是非中產階層人群的媒介接觸行為。他們因為各種原因（最可能的原因是：成就動機不足；文化程度低；電視媒介的吸引力大）；遠遠低於中產階層人群的閱讀量。

②值得寬慰的是，即將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主導人群的中產階層；從普遍意義上看；他們大多沒有放棄圖書；至少相對於非中產階層人群而言；他們確實如此。

③書刊閱讀已經成為中產階層媒介行為的突出標誌。這也許意味著；它同時也是中產階層的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之一。

“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結果還顯示，不僅國人的讀書率、讀刊率一路下滑，在受文化程度限制而有閱讀困難的人數比例較1999年下降8�7％的背景下；基本不讀書的人群中有50�6％表示是因為“沒時間讀書”。按照這個分析，受文化程度限制而有閱讀困難的人數越來越少，說明了能夠讀書的人群越來越多，只是由於忙碌而限制了讀書的數量。那麼，這些“沒時間讀書”的忙碌人群的存在是否暗示了更加忙碌的中產階層在遠離書本？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中國中產階層調查”表明，儘管絕對數量不很高，但是相對而言，中產階層比起任何非中產階層都更具有閱讀偏好。這就是說，“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所顯示的“沒時間讀書”的忙碌人群恰恰可能是為生存而奔忙的下層階級！

另一方面，“全國國民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還顯現出新型媒介對傳統紙質媒體的衝擊是導致閱讀率下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1999年，只有3�8％的被訪者有過網上閱讀經歷，而2003年則上升為18�7％。在公眾對媒體的接觸率方面，與2001年的調查結果相比，電視、報紙和圖書仍居前三位，而網路則從最後一位躍升於雜誌和廣播之前，排名第四。13�8％的網民有每天早晨透過網際網路瀏覽新聞的習慣。同時，對公眾“讀書目的”和圖書消費情況的統計顯示，5年來，我國國民讀書的功利性、實用性增強，以接受知識為目的的閱讀減弱，追求消遣和娛樂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那麼，這些“因為上網而影響讀書”的人群的存在是否就意味著上網的中產階層在遠離書本？

我們認為，答案也是否定的。

如果在“中國中產階層調查”結果與該調查之間尋求一個理論的平衡點，那麼，以下的解釋或許更有說服力：中產階層在上網的同時仍然有相當部分可以繼續保持閱讀偏好，而非中產階層的網民則未必了。

書刊尤其是書本閱讀是迄今為止人類傳遞資訊、傳承文明的最重要的手段。儘管面臨各種媒體的挑戰，但是，書本仍然是學習能力的最突出的標誌。這是由書本閱讀的特性所決定的：一方面，書本較為精粹地集聚了專門知識（並且經過了在各類媒體中最為嚴格的資訊把關）；另一方面，因為透過閱讀接受資訊最能體現接受者的主體性——接受者可以有效控制閱讀速度和內容，因此透過閱讀書本接受資訊的過程通常正是思想的形成過程。對於個人來說，不讀書，就意味著接受資訊常常是被動的、從眾的、缺乏思考的。對於一個階層來說，不讀書，這個階層的文化屬性和創造力則會趨向貧乏。

閱讀危機與中產階層的知識溝（5）

就知識的增長而言，媒介本身承擔了相當一部分教育的職責，這裡所述的教育是廣義的，不單指學校教育，還指社會教育、媒介教育、經驗教育等多方面。近來逐漸為學界注意的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問題，其核心意義在於準確地、有批判能力地培養個人在媒介系統呈現的龐大的資訊庫中，蒐集整理資訊，並轉化為自身的知識儲備的能力包括識別能力、資訊的加工處理能力、吸取和轉化能力。而在媒介素養教育中，學校與課堂、書刊與課本又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書本的意義在於它所提供的資訊；更加接近“知識”（knowledge），而非一般意義上由新聞媒體所提供的資訊（information）；更不是大眾媒介主流所追逐的娛樂。由於書本在人發展中能力培養上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所談及的中產階層與非中產階層的書刊媒介接觸頻度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