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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來就往學校趕，唯恐晚了。可能是因為我家的門風。”他們這個家族現在有200多口人，沒有聽說過誰不想上學。W8認為這可能是跟遺傳有關。而鄰居展家的孩子現在每天都要拿鞭子趕到學校門口，而且展家現在還沒有出過大學生，他家的每一代都不願意進學校。

他們家這個村現在有四五家大姓，現在經濟條件比較好的，出過大學生的還是那幾家。在W8看來，在農村，原來地主的現在還是地主，原來富農的現在還是富農。因為她們願意出去吃苦，願意出去幹。而“原來文化大革命時候的紅衛兵現在還是紅衛兵，只不過年紀大了”。由此W8認為：“門風很重要。門風就是前期教育，就是家庭環境，是老一輩對成長當中的兒女的家庭環境，父母在做人方面、為人處世好，他的子女出來絕對差不到哪裡去。”

但是，贏得了讀書機會的孩子，並不表示一定能夠完成文化資本的積累，從而實現文化資本向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的轉換。他們會由於學習能力以及其他原因可能被淘汰，W8談到他的姐姐雖然贏得了學習機會，但是被“文革”耽誤了，沒有考上，他說：“我姐姐讀書我爸也費了不少心血，她那時候從小舉革命的小紅旗，底子太差，沒有考上。”這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W10　不同，W10　有家庭文化資本的積累，還有其他接受文化資本的機會，比如說做工農兵大學學員，因此，儘管W10的出生處於“文革”時期事件影響更深的年齡，但是她的家庭條件使她所受“文革”的負面影響反而小於出生在70年代初期的農村孩子。W10可以把“文革”時期的那段農村生活看作田園牧歌，但“文革”對於W8的姐姐來說，卻是實實在在地影響了她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農村孩子在接受文化資本的過程中，競爭很激烈，被淘汰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一旦被淘汰，他們就更難有再獲得社會流動的機會。

正因為農村孩子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更少，他們就會更堅定地抓住有限的機會，更加刻苦努力地學習，希望透過文化資本來獲得改變命運的機會。W8的家鄉高考升學率很高，有“狀元之鄉”的美譽。在W8的高中班級裡，一個班有124個人，112人上了大專線。在問及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升學率和學習動機的時候，W8說：“我們那裡窮哎，只有考出去才有出路，才有飯吃。城裡人根本想象不到我們那裡的那種艱苦：吃的住的用的都非常艱苦。考出去才有飯吃，考不出去就得種地。”W8坦陳，他當時主要就是怕種地。W8描述了當時的那種艱苦：“我們那時候讀書非常刻苦，衣服就是那麼一件，一開啟教室門，城裡的人去了恐怕會暈過去，氣味太難聞了。準備高考，題海戰術，每個人面前一個墨水瓶。學校要省電費，點著菜油讀書，煙直冒，114人，114盞燈。開夜車一般都要開到12點，趕著把題作完，第二天還要上課。沒完沒了。早上5點起床，題沒做完的話，還要趕著把題做完。114人，114盞燈，燻出來的。”學習條件如此艱苦，營養卻根本談不上，W8說，他們那時吃的全部都是土豆、鹹菜，能夠吃到鹹菜就很不錯了。有個同學的父親為了給兒子高考補充營養，就特地送來了一籃子雞蛋。這是最高營養品，籃子的底還是脫的。走了一天的山路，把雞蛋送給兒子，還得再走一天的山路趕回去。W8覺得他家雖然也很窮，但是比起很多同學來還算好的，因為他“穿的衣服還沒有露出肉來”。

同樣經濟地位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文化資本，這種文化資本是這個家庭改變自己家庭社會地位和前途的希望所在。W8之所以能夠完成“鯉魚躍龍門”的飛躍，與他的家庭文化資本的積澱對他的影響不無關係。比如他所說的展家，缺乏文化資本的積累，缺乏讀書的動力，家族中也沒有讀書人的積極誘導，所以沒有讀書人，也沒有出去闖一闖的意識，而W8的家庭卻是“地主”家庭，爺爺的兄弟還都是讀書人，從小爺爺就給他灌輸對文化的崇拜、對文化人的崇拜，這些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W8，使他具有勤於讀書的潛質。當然，如果借用德國教育人類學家博爾諾夫的“遭遇”概念來看，那麼在我看來對W8產生直接影響的“遭遇”是其父親“雪天送飯”的事情。博爾諾夫認為一個人的一生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其中一些能夠對他的將來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就可以稱之為“遭遇”，他認為教育工作者應該善於利用這些遭遇，使教育物件向美和善的一面發展。其觀點見於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的《教育人類學》。有一年冬天，他回家去取饃饃和鹹菜。雪下得很大，他匆忙中把鎖饃的箱子鑰匙丟在家裡了。老爸騎車追了25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