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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成長率。90年代，勞力密集的紡織、消費電子、玩具、塑膠產業對GDP的貢獻高達四成，也創造了就業機會。但是這些產業外移後，電子業接棒，到了2000年，過去勞力密集的製造業產值減少六成，僱用的人數也只剩下一半。這些傳統產業失業的勞工卻無法轉向高科技產業。2002年8月底在世貿大樓舉辦熱鬧的電信展，會場擠得水洩不通。但是，參觀電信展覽的人很少會往樓上走，樓上一間間的展示空間，正是臺灣中小企業的對外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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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中產階層（5）

4�有錢人不繳稅的警訊

2001年臺灣失業率4�6％，平均每個月有45萬失業人口。這些失業人口中將近一半是因為“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而失業。無業家庭在2000年就已經佔總戶數的13％，2001年又繼續上揚，更讓收入最低的窮人翻身困難。稅賦結構的不公平，是所得失衡的第二個原因。

從全臺灣所得者的所得來源分析，2001年只有54�3％的所得來自受僱人員的薪資報酬；產業主所得則佔了15�9％。但是在綜合所得稅的來源上，受僱人員繳的稅比率高達七成，產業主所佔的比率僅5�3％。目前當局考慮免除的遺產稅，其實也是另外一種富人稅。有錢人透過各種合法的避稅管道，致使2001年臺灣“財政部”只收到72億遺產稅和贈與稅，不到總稅收的1％。知識經濟在臺灣發展所帶動的“數字鴻溝”、“知識鴻溝”，也在近幾年成為拉大所得差距的幫兇。兩年前，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就曾經憂心忡忡地指出，知識經濟的發展結果，造成贏者圈只集中在有限的人口，幷且拉大和其他社會成員的距離。

5�知識經濟的警訊

根據“主計處”依2000年資料的推估，在高所得家庭中，18～23歲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59％，但是在低所得家庭中僅有3�7％。低收入的家庭也因為經濟拮据，無力投資在讓自己未來有可能晉升中產階層的工具上。譬如家戶所得最低的一級，家用計算機的普及率和最高收入家戶相比是12�8％∶82％、上網比率是7�7％∶70％、訂報比率16�3％∶60�1％、訂閱期刊比率2�1％∶31�5％。龐大的中產階層現在都被迫面對“新貧”狀態的不安，尤其對未來更充滿不確定的焦慮。“臺灣省主計處”：《2000年主計處推估》；臺北，//�dgbas�gov�tw/mp�asp等。

6�新貧階級興起

社會底層收入最低的一群，每年可支配所得入不敷出，必須動用過去累積的儲蓄。他們沒有什麼改變未來的能力和契機。2001年收入最低一級的家庭儲蓄率是負的1�6％。中產階層最害怕貧窮，但也慢慢地變窮。從“主計處”所得收入者十分位的統計中，第五級到第八級的中間所得者，過去25年來，所得佔全臺灣所得大餅的比例都微幅縮水2％。也因此，連收入穩定的軍公教人員也很清楚，現有的福利制度一定不可能維持到未來。連最有錢的一群精英，那些適應力量強、最懂得如何競爭的贏家，在新貧的氣氛籠罩下，也擔心會被淘汰，跌出贏者圈。從收入最高者到中產階層，都對新來的“貧窮”感到很不舒服。對自己未來的收入不樂觀、對未來的生活環境不看好，是臺灣“新貧”階級的共同隱憂。也有人提醒，不應該只將“所得”和“財富”當成幸福的唯一指標。雖然過去多數臺灣人眼裡的價值只有“錢”，因此不擇手段追逐財富，犧牲其他的價值。但當逐漸成為主流的新貧階級，慢慢變成中產階層的同義詞時，這也會是未來2～3年大家最關心、也最擔心的趨勢。陳雅慧，同前引文；2003年2月21日。

“教育普及”與“權力重新分配”（1）

“教育普及”與“權力重新分配”　對社會階層間的影響力

根據相關統計，1952年，臺灣地區的文盲高達總人口的42％，而1995年，文盲比率已降至6％。這樣的轉變應歸功於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自1968年起，臺灣當局即要求所有7～15歲的孩童都必須入學，至少接受九年國民教育。此一政策不但奠定教育普及的基礎，同時也促成日後高等教育的發展。該統計同時也指出：1950年，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尚不及80％，然而到了1975年，就學率已超過90％了。同時，高中高職畢業生的升學率，也由1940～1960年間的40％左右上升至1986年的85％；而學齡人口（6～21歲）的在學率則由1965年的68％提高至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