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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幾乎成為他們與生俱來的性格特徵。布迪厄自己也並不諱言自身存在的“貴族”傾向。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第95～96頁。

與布迪厄偏重從理論層面對文化資本的差異如何導致階層文化品味區隔所進行的分析不同，美國社會學家甘斯的目標則在於“為什麼高雅—流行文化的區隔被提出”以及“區隔之感是怎樣仍在製造經驗感覺的”，因此他更注重的是對美國社會各階級文化及群體亞文化的差異進行一種現象上的類別描述。在甘斯看來，所謂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論戰並非僅關乎高雅與流行文化，它其實是關於美好生活的本質的論爭，特別是關乎哪種文化以及誰的文化將成為社會主流的論爭。它體現的是一種階級衝突：有文化者反對無文化者，受過教育者反對沒受過教育者，專家反對外行，資本充足者反對資本欠缺者。甘斯有意強調自己之所以不用在歐洲社會學與政治學術語中通行的“大眾”（mass）一詞而是採用“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概念，目的即在於避免該詞語所包含的貶義，因為在歐洲，“大眾”常用來描述貧窮的與沒有受過教育的階層，而“流行文化”則更具中性。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4～5�甘斯將趣味文化分為五種：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上中層文化（upper�middle　culture）、下中層文化（lower�middle　culture）、下層文化（low　culture）、準下層文化（quasi�folk　low　culture）。Ibid�；　pp�95；　19�他認為，布迪厄在研究法國社會時所發現的事實——對高雅文化知識的熟悉與實踐是對法國精英從事這類工作的根本的文化資本要求——對美國精英而言，並不存在。所以布迪厄的理論不能被照搬來分析美國社會。

布迪厄的研究是以20世紀60年代的資料為基礎對法國社會階層做出的分析，那一時期正是戰後西方各國經濟普遍繁榮發展的時期，這種繁榮造成法國各階級間原先明顯的差異大大縮小，以致“階級消亡論”的觀點在法國社會盛行一時。丁驥千：《法國社會階級差別的重現》，北京：《國外理論動態》2003年第7期。不過，布迪厄並沒有贊同此一說法，他以大量的調查材料說明，在法國，階級仍然存在：品味是判斷你屬於哪一階級的最佳尺度。因為品味體現著文化的高貴性，它強調社會中的行動者對經典藝術的欣賞與掌握能力，這就需要對高雅文化的一種稔熟，它暗示著人們需要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大量的時間與經濟資本的投入。因此，你對精英文化的崇尚程度，你欣賞什麼樣的文學、藝術作品，你能否領略畫家、音樂家的藝術感染力，你每年參觀幾次藝術展覽、聽幾回音樂會而不是歌星演唱會，你讀不讀學術著作，你喜歡什麼樣的運動，你希望擁有什麼樣的身體，你的服裝風格、家庭裝潢風格、飲食偏好、旅遊目的地與方式……所有這些，都反映出你的品味高下。品味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即在於個人與生活必需品的距離。因為就社會階層的層面來說，對奢侈品和必需品的趣味差異而不是其他，才真正體現出階層間的不同。正是基於這一點，布迪厄才會說，你擁有多少經濟財富，並不代表你在社會上的地位，你對合法文化亦即高雅文化作品的鑑賞能力，才是你階級地位的最佳說明。Bourdieu；　op�　cit�從布迪厄對品味的特別強調上，我們不難看出，它已經暗示了一定的經濟能力，故而，對品味的強調，足以證明講求品味者與暴發戶之間的距離。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媒體與商家撓到了處於剛剛興起的、處於上升階段並急於證明自身社會地位的中國新中產階層的癢處。

中國中產階層的文化生活（1）

在大眾生產和消費時代裡，我們幾乎隨意就能觀察到社會分層與文化實踐之間存在的密切關係。周怡：《文化社會學的轉向：分層世界的另一種語境》，北京：《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4期。新中產階層的崛起以及它所追求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所崇尚的文化消費，正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普遍注意。

“中產是一種生活方式”

其實早在20世紀前半期的老上海，對品味的強調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