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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型別上兼跨中西的一種過渡形態。唐振常，同前引書，第728～729頁。作為市民生活的實際參與者和社會輿論的主體力量，中產階層在價值觀、生活方式等方面對上海社會產生的影響相當深遠，並在形塑近代上海人的社會心理和群體意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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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產階層的群體特徵分析（1）

上海新中產階層實際上是一個由多種職業構成的層次多、分佈廣的異質性群體，其內在的職業結構和地位分層顯示，對這一群體的研究應從整體性和異質性兩方面作完整的把握。新中產階層內在的分殊和異質性，直接影響著群體共同價值觀的形成及政治傾向、政治態度的一致，妨礙了它作為社會穩定器功能的發揮和作為社會再生產源泉的作用。就20世紀前期上海的中產階層而言，他們對社會的影響更多地表現在由職業地位、經濟收入、文化程度、群體特徵、生活方式等因素綜合而成的　“現代人”特性的影響。鑑於職員階層與知識分子階層在職業構成與職業特徵上存在著相當的差異，因此有必要對兩個階層的群體特徵分別進行論述。

職員階層

現代化及城市化程序所帶來的社會勞動分工，促成了各種新興職業的出現，新式職業的興起刺激了職員隊伍的產生和發展。作為一個正在轉型中的群體，內部既有相當一批舊式職業從業人員，又有成批接受近代學校教育的青年。到20年代以後，在一些新式領域，職員的專業技能一般都需要訓練和教育，透過考核才能被證明，並按其學歷被納入不同的職業和職別。一般說來，學歷高低與職業地位和經濟收入大致成正比。其中金融業職員的文化水平為最高，其高階職員多為大學畢業生及留學生，一般職員大多為中等學校畢業生。外企職員則要掌握所在機構的母國語言，民族經濟機關職員則以初中畢業為普通，初中以上也不少。大型商場職員也要求受過現代教育，只有舊式店員所受學校教育特別少，如衣料零售業的職員中，初中畢業僅佔1％～2％。忻平，同前引書，第127～128頁；朱邦興等，同前引書，第716、713、705頁。　以“服務社會”為行訓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當時最大的商業銀行之一。選才時，要經過筆試、口試、體格檢查等三個環節。因應考者為大學或中學畢業生，程度參差不齊，故考試科目以基本之學課為限。但銀行事業包羅永珍，與各業均發生關係，故各種人才均有需要，考題亦不限於一隅。考試主旨是對人才設法深求其思想是否純正，見解是否準確，並設法測量其理解能力和基本智識程度。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795～796頁。　民國18年（1929年）銀行將實習學校改為銀行傳習所，以培養專門銀行人才為宗旨，在教材選擇、教員聘任、錄取學生上都極其嚴格，取精重質。是年8月舉行第一次考試，資格以高中畢業、大學預科畢業或高等專門學校肄業二年以上者為限。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編，同上引書，第806頁。　一些大的民族企業，新職員的錄用，也用招考的制度。投考的資格，練習生須為初中畢業。朱邦興等，同前引書，第714頁。而二三十年代各華資銀行的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等要職幾乎都由歸國留學生擔任，如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徐新六、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李銘、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經理錢興之、新華銀行總經理王志莘、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等，均為留日、留美或留英的歸國留學生，他們構成了華資銀行界的中堅力量。何益中：《歸國留學生與上海華資銀行業的進步》，上海：《史林》2000年第3期，第93頁。　安克強透過對29位上海市政府主要領導官員資料的分析，發現他們最顯著的特點是學歷高，均在高等學府或軍事院校接受過高等教育。1929～1930年，市政府24％的職員為大學畢業生，25％是中學畢業生，11％是小學學歷，7％來自教師進修學院，還有4％是國外歸來的留學生。安克強，同前引書，第88～89頁。

由此可見，就個體層面所受的教育及組織層面的科層制結構而言，職員階層是上海社會最具現代性的群體。學校以其社會組織及社會化場所的功能，使教育成為促使一個人具有現代性的、非常強有力的直接和獨立的因素。英克爾斯在對發展中六國進行的從傳統到現代人的研究中發現，在決定個人現代性的水平上，教育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