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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人中，國內外大學畢業3949人，專科學校畢業2753人，師範學校畢業2238人，中等職業學校畢業2845人，中學畢業4638人，中學肄業3043人，其他1414人。謀職者以中學文化程度為多，但大學畢業生也為數不少。而經職業介紹成功者只有2600人以上，僅及1/10。《上海職業指導所概況》，見《教育與職業》，民國23年第156期，第317～318頁。　孤島時期，職員實際收入只抵戰前的1/4，中級職員幾乎降至低階職員水平。內戰爆發後，政治秩序失控更加劇了經濟的崩潰，職員生活水準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　1947年9月四行二局職員實際收入不到戰前的50％，68�5％小學教員月薪只夠買半石米，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5頁。　而“大學教授講師，歐美留學專家，任教於本市著名中學者，頗不乏人”，“專家名師，數校爭聘，雖為形成兼課之一因，然薪給過低，一校所得，難維一家最低限度之生活，迫於生計，乃不得不兼課以謀補助，實亦人情之所至不得已，故非改善待遇，欲使專任，確非實際所可能。”上海市教育局編印《上海市中等教育概況》，1948，第67頁。生活經歷和生存的巨大壓力，使這一階層終於認識到只有聯合互助，共謀社會進步，個人才會有真正的出路。

“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以及華北事變給予上海職員的政治刺激，使其第一次擁有了自己大規模的綜合政治團體——1936年成立的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但由於職員運動並未把改善職員生活當作自己的主要任務，救國會也只是包含許多先進職員的團體，並且是工人與職員的綜合救亡團體，這使得職員運動本身不能動員廣大的職員群眾，造成運動範圍的狹隘。朱邦興，同前引書，第717～719頁。30年代後期始，情況發生變化，職業團體在中下層職員相對集中的行業有了長足發展。尤其在戰時，職業團體多以發揚互助精神、共謀福利為首要工作，如銀錢業業餘聯誼會（銀聯）、保險業業餘聯誼會（保聯）、洋行華員業餘聯誼會（洋聯）、工部局華員俱樂部、職業婦女俱樂部等。40年代中期又有工餘聯誼社、四行二局員工聯誼會、新藥業同人聯誼會、五金界同人聯誼會、小學教師聯合進修會、中等教育聯誼會、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等團體。作為非政治性社團，它們不對政府、行政機構施加壓力，故能夠合法生存。到40年代後期，上海中產階層的中下層已成為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作為按職業組合的利益集團已掌握了自我保護的武器——有權威的群體組織。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6～777頁。1937年共產黨恢復與重建了上海地下黨，貫徹“隱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以合法活動為掩護透過職業團體建立起組織系統，1937年底“銀聯”和“洋聯”　已建立中###支部，1938年中共保險業支部成立並推動了上海市保險業業餘聯誼會的籌組。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同前引書，第388、390～391頁。抗戰結束後共產黨已在上海確立相當優勢，1946年底中共已掌握主要行業的400多個工會，會員約30萬人，在陣容上超過了國民黨。各業共產黨員就是職業團體的主要骨幹。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7頁。據不完全統計，教師中的黨員到解放前夜已約有700多人，全市三萬多大中小學教師中參加各種進步教師團體的約6000多人。上海歷史研究所教師運動史組編《上海教師運動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5頁。雖然一般情況下職員群體的社會行動並不與現存社會秩序發生尖銳衝撞，非政治性的求生抗爭還沒有升級為城市暴動等與當局的武力對抗，但所產生的政治影響卻極其深刻，因為他們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其選擇對現有統治格局能否維持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張仲禮，同前引書，第778～779頁。　“在飢餓的體驗中，我們理解了內戰，為了永遠免於飢餓，只有停止這製造普遍飢餓的內戰，我們要求以真正民主為前提的永久和平。”上海歷史研究所教師運動史組，同前引書，第213頁。當相當一部分成員在求生抗爭中轉到反內戰、反獨裁、反飢餓、要和平、要民主的陣營中，其結果是加速了社會危機和統治系統的瓦解。肇始於求生存、求發展的職員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被引入共產黨反抗當局的有組織鬥爭中，其產生的作用更是致命而關鍵的。

上海中產階層……一種特殊型別的個案（3）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尚未成熟的群體，上海中產階層的政治態度及特點，無疑具有更深刻的時代性，雖然它沒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