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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階層的各層次中；上層群體僅是社會的少數人；中間階層和下層階層呈現互為消長的關係；即一個所佔比例較大時；另一個所佔比例必定較小。當中間階層構成社會多數時；由於只有較少的人處於社會的下層；有利於社會保障政策及扶貧政策的有效實施；從而緩解有可能產生的社會對立。　“教育的普及使人們受教育的機會均等；就職和晉升的機會也均等；尤其是出自於低階層的人；職業流動和晉升的機會也增多；極大地減輕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摩擦與糾葛；社會流動率的提高和社會篩選制度的建立；是形成‘中間階級’的有益機制；也是削減社會張力；實現有效的社會控制的‘安全閥’制度。”秦言：《中國中產階層——未來社會結構的主流》，中國計劃出版社；1999，第16頁。中產階層是聯絡社會上層和下層的中間通道；從而起到緩衝調適矛盾的作用。

第三；中產階層的擴大有利於推進政治民主化程序。民主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價值取向；中產階層中多數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高等教育創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和更具有科學精神的人；其結果是人們民主意識的增強和活躍。有學者認為；從總的趨勢來看；“中產階層是反對政治獨裁、捍衛法制、制約政治權力、建設法制民主的核心力量。”毛壽龍：《政治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第285頁。政治民主化與政治穩定並不是對立的；相反；政治民主化發展不夠會導致出現許多不利於政治穩定的問題。中產階層參與政治的方式是冷靜的、理智的、積極的、建設性的。他們主張政治改革；但反對激烈劇變；不贊同透過革命或政治運動去推動中國的民主程序。從理論上看；以自由為導向的法制民主制度是最穩健的民主制度。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群眾和財富階級之間時時發生黨爭；不管取得勝利的是誰；那佔上風的一方總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則為依歸來組織中間形式的政體；他們把政治特權看作黨爭勝利果實；搶佔到自己的手中後；就各自寧願偏向平民主義或寡頭主義而獨行其是。”亞里士多德，同前引書，第206頁。也就是說；在貧富之間的戰爭中；富人取勝會建立寡頭制；窮人得勢則會建立極端民主制。唯有以中產階層為政治基礎的政府形式才會是民主的、法制的；從而“較為安定而持久”。

第四；中產階層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和支持者。中產階層的產生和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而且他們今後的發展與改革開放的進展密切相關。中產階層擁有穩定的收入和良好的生活條件。這種狀況決定了他們滿足於現狀；珍惜已經得到的一切。他們從切身利益出發；反對社會###；要求政治穩定；希望在穩定有序的環境中開拓事業；發展自己。他們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支援其不斷深化；普遍都有一種強烈擁護既有政治體系的傾向。中產階層的成員對社會主導價值觀有較強認同感；　能發揮維持現行價值取向及社會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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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層、政治參與和社會穩定（3）

在政治社會穩定方面，在社會結構中佔優勢的中產階層會起著均衡和制約作用。亞里士多德說：“凡邦內中產階級強大，足以抗衡其他兩個部分而有餘，或至少要比任何其他單獨一個部分為強大——那麼中產階級在邦內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他兩個相對立的部分（階級）就誰都不能主治政權——這就可能組成優良的政體。所以公民們都有充分的資產，能夠過小康的生活，實在是一個城邦的無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資鉅萬，另些人員貧無立錐，結果就會備趨極端，不是成為相對的平民政體，就是成為單純的寡頭政體；更進一步，由最魯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強勁的寡頭政治，竟至一變而成為僭政。僭政常常出於兩種極端政體，至於中產階層所執掌而行於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權就很少發生這樣的演變。”亞里士多德，同前引書，第118頁。中間階層規模過小的社會階層結構；不利於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首先；社會中間層規模過小的一個結構性後果就是社會結構的不穩定。中間階層規模過小；直接意味著社會資源分配方面的不公平；貧富差距很大；這種金字塔型結構表明：大多數社會成員處於社會中下層和下層；他們所享受的社會資源的份額很少；少得與他們在人口中的比例嚴重不相稱。少數人處於社會上層和中上層；他們享受的社會資源的份額很大；大得同樣與他們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嚴重不相稱；其結果就是大多數社會成員未能真正享受經濟發展之惠；不能體現社會發展普遍受益的原則。這種狀況如果長期存在；必然導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