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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內容論及這一群體，如朱邦興、胡林閣、徐聲合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張仲禮主編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忻平著的《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程序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　（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但關於上海中產階層的整體性研究至今尚未出現。中產階層作為一個被忽視了的社會群體逐漸遠離了人們的視線。今天，我們對20世紀前期上海中產階層的關注並非源於一種懷舊的時尚，而是出自以下重要的原因：就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而言，早期中產階層研究的學術價值，不僅在於它能彌補中國20世紀中產階層研究的歷史空缺，使今天的中產階層研究建立在一種對歷史變遷的宏觀把握與歷史經驗的多重觀照之下，透過一個更長的時段去獲取歷史比較的深刻認知及其有益借鑑，而且還在於這一研究將為我們提供一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後發生型現代化國家中中產階層成長的特殊型別和個案，從而豐富東西方有關中產階層研究的多樣性認識。連連：《20世紀前期上海中產階級的發展模式與群體特徵》，杭州：《浙江學刊》2004年第4期，第31～32頁。可以說，上海中產階層的研究構成了全面揭示上海現代化程序及20世紀上海社會變遷內在關係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近代都市的發展與中產階層的形成（1）

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不是一個產生於傳統城市基礎之上的都市，而是隨著近代開埠因商興市、以商立市而崛起的城市。作為中國近現代經濟、文化中心和政治重鎮，東西方文明在此交匯和碰撞，使上海近代城市的發展始終處於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主義與殖民侵略等多重關係的衝突、對立、糾纏及轉化的矛盾運動當中。這使得上海的城市發展和現代化程序具有了特殊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一市三治，行政多元，法律多元，人口多元，文化多元，道德多元，在世界城市史上，尤其引人注目。熊月之、周武主編《海外上海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序言第2頁。

近代上海城市的發展取決於特殊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作為一個三方政權並存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的非統一主權城市，上海的割裂狀況直接影響著它的城市發展和社會整合。但是租界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及特殊的庇護作用，又使得西方先進的市政管理模式及方法能引入租界並即而為華界地區仿效，使其很快進入了城市化的發展程序中。由於租界為企業提供了穩定的秩序，先進的基礎設施、技術裝置以及制度示範，加之生產要素、經濟要素在上海與國內、國際間的流動不受行政地域的限制，使上海成為了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在中國的首選之地，近代工商業、金融業、公用事業、房地產業以及教育事業等在此率先出現。此後上海經濟的發展很快取得了全國經濟中心的地位，它不僅聚集了當時中國最大量的資本和工商業，而且還彙集了中國最精明能幹的企業家、金融家和商人；不僅擁有國內最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熟練員工，而且還建立起國內最先進的企業制度。這種後發生型現代化一方面帶有強烈的示範效應和被強加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卻也促成了因其生存挑戰而作出的被動回應。其初始動力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外部，但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城市自身已發展出了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從而彌補了前現代城市中所缺乏的動力。忻平，同前引書，第29～31頁。　此時的上海已是有380萬人口，中外銀行及其他金融機關200餘家，進出口貿易佔全國半數以上，專科以上學校達30餘所，中外報館多至百餘家，獨步遠東商港及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上海市年鑑》1937年（上），上海：中華書局，1937，（總）1。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遷使上海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表現在：其一，社會異質性的增加，新的社會階層、階級與群體出現；其二，社會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導致社會關係失衡。從晚清到1927年間，傳統的政治權力、意識形態、社會制度高度重合的自上而下的總體性組織瓦解，國家對資源的控制明顯弱化，其政治整合能力大為下降。在解體的社會結構基礎上新的社會結構的重建，及至1927年已經基本完成。上海社會出現了由官僚、紳士、買辦、民族資產階級中地位、身份、收入顯赫者所構成的上層和由小商人、小企業家、小店主、職員、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構成的中層以及由工人、苦力等構成的下層之間的分化與重組。

上海移民城市的特質以及由社會分工帶來的職業分化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