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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掃蕩一切的宇宙偉力。我那年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在香港太古廣場聽俄羅斯（　馬戲團　）小丑藝人唱這首歌乞討的感受，發表在《　南方週末　》上。

11月16日與17日，我有兩個晚上在這個餐廳裡吃飯。兩個晚上都有民歌民樂。飛機上沒有的地面上有。一個男子用彈撥樂器伴奏，兩個青春無瑕的姑娘唱歌。有時她們倆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搖鼓。我完全沒有語言學的根據，但是我堅定地認為，英語的girl最好譯成“女孩”，俄語的“捷烏什卡”只能譯成“姑娘”。這次旅行中，俄國譯員把“捷烏什卡”說成“小姐”，我無法接受。

她們還在。民歌還在。她們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樹，唱了紅莓花開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書名號因為這就是她們唱的內容與心情，而不僅是歌曲題目。她們唱的卻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節奏一樣，旋律頗有區別，十分歡快活潑，接近說話——訴說——呼喚，似乎這些歌曲並沒有固定的樂譜。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縣聽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陝北民歌——愛情“酸曲”上回歸。

尤其是她們唱的《　有誰知道他呢　》，韻味悠長，純情無限，天真無邪。一面唱一面輕輕搖著身體，像是微風中的花朵。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她們的歌聲直出直入，無裝飾無表演無技巧，自語自嘆，卻又俏皮諧謔，靈動隨意。每句詞都是以啊、呀、nia、lia、達、掐押韻，比中文詞唱起來動人得多開放得多也熱烈得多。這樣的歌聲是無法抵擋的，聲聲入耳入心，令人心蕩神迷，難以自已，揮之不去。事隔數週，我至今一閉上眼耳邊就有她們的“有誰知道他呢”響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難唱出效果來。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歲時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週到什剎海冰場滑冰。可惜每週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戀的一年。那是我開始寫作的一年。那是我歡呼祖國的“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開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時都充盈著想象和感動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與歌唱過十九歲。我在什剎海冰場上聽到原汁原味的蘇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演唱的《　有誰知道他呢　》。我還知道這個合唱團是根據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沒有辦法，在宇宙飯店的雪球樹餐廳聽到的演唱給了我十九歲在滑冰場上的感覺。沒有辦法，蘇聯就是我的十九歲，就是我的初戀，我的文學生涯的開端。我告訴崔建飛，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知道蘇聯已經“變修”，已經成為我們的“敵人”的時候，我感到的是撕裂靈魂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超過了處決我本人。本人處決了理想和夢還在，而蘇聯變修了呢？世界就是這樣崩潰的。現在說起來未免無趣，老掉了牙，沒有什麼出息，不像男子漢喲！

而在她們唱起雪球樹的時候，我更加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蘇聯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樹還在，《　有誰知道他呢　》還在，紅莓花兒還在，俄羅斯姑娘的頭飾與衣服花邊還在，她們的天真與微笑還在，比“時代的榮譽、智慧和良心”（　蘇聯共產黨不斷自詡的一個套話　）更天長地久。

我趕緊佈置要給她們小費。我畢竟是跟上了時代。藝術與小費不沾邊，友誼、青春、愛情與夢裡都不包含小費。然而，藝術的創造者傳達者是人，藝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羅斯的唱歌的姑娘們是不拒絕小費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偉大實驗未能成功，遺憾啊您哪。

給小費的行為中還包含了顯示一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的崇高動機。

順便記一筆，斯大林雖然眾說紛紜，雖然現在的俄羅斯人不見得願意正面地談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歡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團還在。幾個俄羅斯朋友向我說明了這一點。

給列寧鞠躬

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紅場。日程上寫的是遊覽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對於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來說，離不開紅場：克里姆林宮、紅星、列寧墓——列寧斯大林墓——列寧墓，去過一次的人還會知道聖巴蘇教堂、沙皇時期法國老闆建的大百貨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1984年，正好二十年前，彈指一揮，人間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間。那次由於目的地是塔什干，沒有怎麼在莫斯科活動，當時想去克里姆林或者列寧墓也排不起隊。我那年住在俄羅斯飯店，出門就是紅場。兩支隊伍擺在眼前，要排隊，必須有枯立五個小時以上的準備。

現在的列寧墓則每週只開放兩天，參觀人數不多。就這樣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