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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一個票，你去出納處交錢，再拿著出納蓋上了“收訖”圖章的發貨票前去取貨。這種場面我們當然並不陌生。

還比如，我到一位蘇聯朋友家去作客，主人指著他居住的居民樓旁邊的地面說：“今天鋪設這種管道，把地面挖開，填上以後又要鋪設另一種管道，挖了填，填了挖，這是常事。”

當然也有許多地方迥然不同。我這裡不談政治、外交、文化傳統上的重大差異，只記一點細節。例如蘇聯的商業人員收小費我們不收、蘇聯的飯館從建築到裝潢到陳設都比我們的好得多，而我們的民航國際航班上的食品飲料供應比蘇聯好得多。蘇聯許多產品實惠、堅固、老大憨粗，我們的則輕巧得多。這方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電話，莫斯科街頭的無人管理公用電話主要是用金屬而不是用化學合成材料做的，式樣笨重，那電話常常使我聯想起健身用的啞鈴。

俄羅斯飯店的淋浴噴頭大如向日葵花盤，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大的噴頭，衝起來倒也過癮。

有一件事使我難忘，雖然我不能判斷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還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們會見過一次蘇聯人。蘇聯客人每人拿著一支筆，一個筆記本，一字不漏地記錄我們的發言。而我們的人誰也不記。

當然，我有時也不無苦味地想起，如果我們號召北京的青年登記結婚以後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或者至少去行一個注目禮，這做得到嗎？如果做不到，又是為什麼？如果做得到，為什麼不做？

讓我們再比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國出版界的一個代表團去年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書展，團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國後寫了六篇記敘他的訪蘇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發表了。如所周知，這些記敘充滿了友好情誼與交流的願望。一些蘇聯朋友對這些文章能這麼快地發表、這麼順利地發表表示驚奇，甚至覺得不可理解。

也許這個不可理解本身有點不好理解吧？既然開始了接觸與友好往來，不管還有多少障礙，人民之間、文人之間，總是應該有一點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報道吧。為什麼在蘇聯友好地報道一下中國的情況，至今仍是那麼難呢？

在塔什干電影節即將結束的時候，全蘇與烏茲別克的電影領導機構負責人員與我們代表團會見。他們問：“你們能把你們在電影節期間的見聞報道給中國人民嗎？”他們的樣子似乎是在擔心。

我爽快地回答：“當然能，那正是我的行當。我希望你們的報刊也能報道我們的活動。讓我們來一個競賽吧，看誰能寫作和發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實地報道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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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蘇心潮（8）

他們笑了，但是他們沒有表示願意和我競賽。

無須諱言，在蘇聯的每一天，我都進行著對於種種生活細節的兩相比較，一個是前面寫到了的蘇聯與中國的比較，再一個則是蘇聯與美國的比較。

蘇、美兩國城市居民都對度週末抱著極大的勁頭，一到週末，都紛紛往郊外跑。這大概是同屬發達國家的一種表現吧。蘇聯有一些有地位、有錢的人在郊外是擁有別墅的。據說集體農莊的莊員還修了一些簡易的房屋，類似中國的“窩棚”的，專門租給週末度假的城裡人用。

兩國都有很好的鮮花市場。在蘇聯，鮮花始終准許私人種植和出售。向朋友獻鮮花，在蘇聯和美國同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禮節。

都保護鳥類，正像在紐約有許多許多鳥與人們和睦相處、相互愉悅一樣，在莫斯科、在紅場、在巨大的百貨公司，甚至在地下鐵道里，你到處可以看見灰色的野鴿子。野鴿子都很肥胖，看樣子營養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絕對沒有任何人傷害它們。

也都愛狗。美國人之愛狗是世界馳名的，如牽著狗散步，與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國，許多狗登堂入室，在主人的書房、客廳、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喬治亞的首都第比利斯，我們無意中碰上了一個“賽狗大會”。在一個高坡上的街頭公園裡，周圍用繩子圍了一圍，狗專家們一個個正襟危坐、一絲不苟、鐵面無私。狗的主人們把自己的狗帶來，登記註冊，遛狗，接受主考官狗專家們的審查、挑剔、批評、獎勵，優勝者將得到證明書，為狗與自己贏得應有的榮譽與地位。

在蘇聯電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中，有過這種賽狗的場面。

甚至我覺得這種場面的宣傳效果要比懸掛許多幅“給世界以和平”或者祝酒時候反覆講和平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