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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大公報》總編王雲笙也是個不怕事兒的，在這篇新聞後面寫社評道：“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徵發豪商鉅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呢？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於是乎，《大公報》又被停刊三日，記者張高峰更是被湯恩伯以“共黨首領”的罪名逮捕。

周赫煊給老蔣打了幾個電話請求放人，但無濟於事。

直到數月之後，日軍大舉進攻中原，湯恩伯的部隊潰不成軍，張高峰才在混亂中重獲自由。

端木蕻良來到重慶，暫時住在周公館，成了周赫煊的專職借書員。

周赫煊既然要研究明史，以他自己的藏書肯定不夠用，必須多方查詢史料才行。抄書很好抄，但到了周赫煊的地位，越是抄書就越要謹慎。

《明朝那些事兒》是不可能抄的，筆調太輕佻，而且主觀色彩太濃郁。這本書只適合做歷史科普文，把它當成史學專著是要惹人笑話的。民國時期已經有人搞歷史科普了，而且極為成功，那就是蔡東藩的歷代通俗演義，連太祖讀了都對其大加讚譽。

那麼就只剩下《萬曆十五年》了。

此書一經問世，便被美國多所大學採用為教科書，在中國更是成為無數學者、作家、官員、企業家的案頭必備書籍。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邊，高育良辦公室書架上就擺著一本《萬曆十五年》，高小鳳也因讀過《萬曆十五年》而受到高育良喜愛。

但是，《萬曆十五年》雖然屬於史著經典，但依舊有著難以掩飾的缺點。

原作者黃仁宇在寫書時非常認真，引用了各種史料。可惜這些史料的引用卻不嚴肅，他只使用符合自己觀點的史料，對不符合自己觀點的史料一概摒棄，甚至掐頭去尾、歪曲裁剪。

比如對李贄的表述，黃仁宇先生把李贄評價海瑞的原話反著理解，對李贄讚揚寡婦守節的態度故意歪曲，對李贄評價蔡文姬的觀點和李贄的哲學思想斷章取義。

一般讀者可能並不在意，但專業人士肯定要找茬。即便沒人說什麼，但只要周赫煊原封不動的抄出來，必然會誤導讀者對歷史的理解。

好在重慶的圖書館很多，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編譯圖書館、中央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等都內遷來了。周赫煊每個星期讓端木蕻良幫自己借幾份資料，然後窩在周公館慢慢研究，並思考著對《萬曆十五年》的修改。

此時周赫煊書桌上擺著兩本書，分別是謝國楨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他很久沒有這樣靜下心來讀書了，多虧了老蔣的變相軟禁，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乾二淨。

民國時期對明史的研究，30年代之前尚處於迷茫摸索階段，但已經開始對明代的城市生活、黨社運動、學術思想和對外政策進行研究了。到了30年代之後，明史研究開始跟馬克思主義、西方新史學理論相結合，深入探討明朝的政權結構、階級變動、賦稅制度、工農經濟等內容。

說句不要臉的話，如今的明史研究專家，至少有三分之一屬於周氏門徒，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學的。

春節期間見到周赫煊那篇討論沈萬三的論文，無數明史學專家歡欣鼓舞，因為周先生終於也開始研究明史了。

同樣也得益於這些明史專家的研究，周赫煊現在找資料非常輕鬆，不斷對《萬曆十五年》進行調整修改，但主題框架和其中的大歷史思想沒變。

“爸，你寫這些對國家有用嗎？”周維烈趴在桌邊問，他春節是回重慶過的，元宵節後就要前往昆明。

周赫煊反問：“為什麼你會覺得這些東西無用？”

周維烈道：“就算你把歷史寫出花來，也不能讓國家多收一粒糧食，不能為國家多造一枚炮彈，能有什麼用？”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這句話你沒有聽說過？”周赫煊道。

周維烈說：“那是對個人而言。”

周赫煊說：“國家也是一樣的。你以為抗戰打成這樣，就是因為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後？不，是因為政府出了問題。政權結構不穩定，政策施行不得法，這些原因造成的內耗甚至比日寇對中國的破壞更加嚴重。我們研究歷史，就是在總結古代政權的利弊。若當今政府能夠揚長避短、擇優而行，遠比造幾枚炮彈、種幾斤糧食更有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