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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從來不談論政治，但並不代表他不懂政治。學史學到他那個地步，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但也僅此而已，不能改變中國的現狀。

坐而論道誰都會，難的是如何解決問題。

沒法解決！

常凱申當然想完善行政系統，提高基層官員的執行力。但這是不可能辦到的，除非在中國進行一場觸及根本的大改革，而抗戰特殊時期的內外部條件都不允許他這麼做。

所以陳寅恪把文章燒了，發表出來也無益，反而會因此得罪掌權者。

燒完文章，陳寅恪很快又重寫了一篇，單純從治史方法來分析《萬曆十五年》。他首先批評了周赫煊對於某些史料的無視，認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顯片面，同時又讚揚《萬曆十五年》風格獨特、觀點新穎，為明史研究開拓了新的形式與方向。

……

陳寅恪的第二篇文章還未發表，吳晗就已經開始對《萬曆十五年》大家吹捧了。

吳晗也是研究明史的專家，他早前雖然屬於自由派，但性格非常激進。早在十多年前，吳晗就給胡適寫信說：“翻開任何國家、任何朝代的歷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南京國民政府）。”

吳晗請求胡適指出一條明路，胡適讓吳晗“科學救國”。

那時吳晗非常尊崇胡適，特地在畢業照背面寫下胡適的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少說些空話，多讀些好書。”

然而，吳晗到了西南聯大，國黨的**和不顧學者死活的態度，再加上好友在貧寒病痛中去世，讓吳晗的思想徹底轉左。他的行為做法比聞一多更加激進，不但投身於各種反蔣活動，還寫了一本《由僧缽到皇權》。

這本書後來改名為《朱元璋傳》，跟周赫煊的《萬曆十五年》幾乎同時出版，專門用來影射常凱申。

在讀了《萬曆十五年》之後，吳晗感覺找到了知己。雖然他們一個寫朱元璋，一個寫萬曆朝，但都是走的“影射史學”的路子，都是在抨擊常凱申和國民政府。

吳晗連續寫了好幾篇評論文章，把《萬曆十五年》奉為“中國現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經典”。

……

遠在貴州的張學良，也在第一時間讀到《萬曆十五年》。

少帥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缺什麼書就寫信找宋美齡索要。到了1945年，張學良甚至聲稱自己成為了一個明史研究專家，他要求請來幾位明史專家進行當面交流戴笠對此表示很為難。

當張學良讀完《萬曆十五年》之後，他沒有往影射常凱申那方面想。而是把自己代入萬曆皇帝，把曾經的得力屬下代入張居正、申時行、海瑞和戚繼光，然後檢討反思自己主政東北和華北時的錯誤。

接著，張學良又對比萬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問題，並寫了一篇兩萬字的讀書心得，讓看守特務轉交給常凱申。

常凱申順手就把張學良的文章扔了，放在角落裡蒙塵幾十年，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資料時發現。

……

謝國楨無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專家，他早年追隨梁啟超治學，跟周赫煊勉強算同門師兄弟。他的《晚明史籍考》曾在30年代風行一時，到了抗戰期間再次引起重視，因為抗戰時期的中國和晚明太像了。

謝國楨此時滯留在淪陷區，《萬曆十五年》出版的時候，他才剛剛讀到周赫煊討論沈萬三之死那篇文章。

周赫煊關於沈萬三身世遭遇的觀點，出自明史專家顧誠先生。

謝國楨對此持有異議，他認為《吳江志》的史料可能有誤，並拿出多個歷史資料，認為沈萬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後才死的。當然，沈萬三絕對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只是被朱元璋打壓而已。

謝國楨隨即寫了一篇反駁文章，寄了幾個月終於寄到重慶發表。

直到1944年底，謝國楨才在淪陷區讀到《萬曆十五年》。他對這本書大加讚賞，於抗戰勝利後一口氣寫了三篇分析文章，討論萬曆朝對明朝命運的影響。

……

至於大部分普通讀者，完全把《萬曆十五年》當成純粹的歷史讀物來看。他們對明朝的改革失敗表示惋惜，同時也希望國民政府吸取教訓，呼籲加強法制建設、懲治貪官汙吏。

常凱申也非常喜歡《萬曆十五年》，他沒有把自己代入萬曆皇帝和張居正，而是代入了申時行。他覺得自己殫精竭慮發展國家，卻只換來各種背叛和猜疑，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