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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活躍的元氣，豈像我們的窮屈？揖讓，進退，規行、矩步等大人們的禮貌，猶如刑具，都是戕伐這天賦的健全的身手的。於是活躍的人逐漸變成了手足麻痺，半身不遂的殘廢者。殘廢者要求健全者的舉止同他自己一樣，何其乖謬！”成人“比起他們的天真、健全、活躍的生活來，明明是變態的、病的、殘廢的”。《豐子愷散文選·兒女》。詹姆士對那些世故的成年人也極為反感。相比之下，他覺得那些最底層的沒有什麼文化教養的普通勞動者才是真正可愛可敬的。他“痛惡一切世俗上認為優異的，而專崇奉那不自覺的自然人的勇敢、忍耐、仁慈與沉默”。這使他對宗教有了新的認識：“在上帝的眼睛裡各人的那些關於社會上的地位、智力、文采、清潔服飾的不同以及他們狂熱的引以自豪的一切希世與例外的特色一定是微末到事實上等於沒有的程度；應該剩下的只是那個平常的事實。”“假如有什麼人類的屬性只是某某個人才有，那麼，這些屬性一定只是表現展覽的服章與裝飾品。”這樣一來，“我眼中的稱量標準好像毀掉了，並且同情像一陣浪似的充滿了我的心靈來了。——我從來對於平常人的平常生活沒有感到這麼大的同情。我才覺得好像只有帶有胼胝的雙手、汙垢的面板的美德才是真實和緊要程度夠得算數的美德。別的美德件件都是假裝的；沒有一件是絕對不自覺的純樸的並不期望勳章和稱道的像這個一樣。我在想，這些人是我們的兵士，是養活我們的人，簡直是我們的生活所自出的父母。”他有一段具體的敘述：“多年前，在維也納，看著村婦從鄉下因有事來到那一天的市集的，我也曾覺到相似的敬畏與尊崇之感。她們許多是老醜，枯槁了的，棕黑的，皺紋很多的，戴著頭巾，穿著短裙子，瘦脛骨上穿雙很厚的毛襪子，蹣跚地穿過那些燦爛的街道，眼睛不向左右旁望望，專心做本分事，一點不豔羨別人，謙卑的，恬退的；——然而，你把這些事情想一想的時候，就覺察到事實上維也納的豪華與*的全部建築都是她們勞苦地揹著。因為假如沒有她們在田間不斷地並無獎賞地工作，哪裡來的這個城市的任何好壞呢？”《論人生理想》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版第54—58、69頁。

7　童心是“絕假純真”之心（2）

在詹姆士眼裡，這些被社會歧視的下等人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而他們那質樸無華的高尚品質，才是最值得崇敬的。就品德的純淨而言，他們與孩童更為接近。難怪詩人們讚美說孩子離天堂不遠，我們所看不見感不到的，他們都能見得感得。維柯說，假如但丁“生在更野蠻的九、十、十一或十二世紀的義大利，既不懂經院哲學，又不通拉丁文，那麼，他就會是個更偉大的詩人”。《論形象思維》第25—26頁。隨著年齡的增加，童稚的心漸漸被塵世生活浸染，幻想生活也日益被實際生活所取代，終於，他從“天國”降到人間，他的想象的人生，也變成實際的現實主義人生。總之，他從“詩人”變為“凡人”了。

李贄在《童心說》中提出，童心就是真心，而真心就是“絕假純真”，一個人“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童心怎樣失去的呢？這非止一端，李贄說：

其長也，有道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者，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

李贄所說從聞見而入的道理，即封建禮教。人是在這種禮教中被異化而喪失真我的。同時，適應現實的需要也促進此種演變，高覺敷曾舉例描述：“記得某年某日我在上海坐黃包車過寶山路，在天通庵路轉彎時，忽然有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提起一隻手臂喝令停止。這大概因為他那天或前幾天看見行使職權時的印度巡捕，他看得眼熱了，於是幻想自己為一個不拿棍的巡捕，可是黃包車伕太不識趣了，居然衝過去，打破他的幻想，但是他的幻想也許並未打破，他仍可以自己為巡捕，而以這黃包車伕為不服從命令的呆子。所以你雖衝過去，他卻依舊在幻想中做他的巡捕”，但是，隨著“孩子們的年紀逐漸長大，他的宇宙便逐漸為成人所征服，幻想只好在年紀小的時候才可以給他一點幫助，到後來便敵不過實在世界的勢力了。做一次巡捕，固然像煞有介事的耀武揚威，你的車拉過去，不因他舉臂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