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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東西之歷史，其例不遑列舉。其實因信仰之力，凝集精神於一點，自不覺身體之痛苦。若欲證之，吾人之於大火時，或在戰場縱橫奔走，雖身體負傷，更不感其痛苦。……今宗教熱心家不感苦痛與之同一理也”。又如，一演說者，重病在身，“不勝苦痛而登講壇，方喋喋演說，更不覺何等苦痛，殆如忘病氣者，及其下講壇，忽不堪苦悶而僕。”這都是精神“凝集全力於一方，遂於他部生不覺無識”的結果。詳見《妖怪學講義》第152—153頁。

3　意識與潛意識的界線是模糊的

這些論證，使我們進一步懂得，意識和潛意識的界線是愈來愈模糊了，正如常態與變態，理性與非理性的界線說到最後也是模糊的一樣。從理論上說，當我們說到意識的時候，本身就已意味著潛意識的存在，而說到潛意識當然也意味著意識的存在，因為只有自覺意識者才能有潛意識，沒有自覺意識者根本談不到潛意識。正如只有理性者才談到非理性，沒有理性者根本談不到非理性。所以想把意識和潛意識作嚴格區分是不可能的。“這些界線與其說是實際地存在，毋寧說是想象地存在著；至少，我們不能夠用手指，像在地圖上指點國界一樣地把它們指出來，藝術越來越接近到它底或一界線，就越會漸次地消失它底一些本質，而獲得界線那邊的東西底本質，因此代替界線，卻出現了一片融合雙方的區域。”《別林斯基選集》第二卷第441—442頁。別林斯基的這段精闢的論述，具有普遍的意義，意識和潛意識的界線也是這樣的。

在藝術創作中，這種界線更難劃清，但是，“喜歡論述自己藝術的作家們……總是談論自己創作活動中那些有意識的，自覺運用某些技巧的部分，而無視那些……非自覺地進行的部分。他們對自己自覺的創作經驗感到榮幸，然而往往正是那些他們不願談論的部分反映或折射了他們的本質。”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84頁。洛斯承認：創作能力在它發展到極致時，是有意識和無意識兼而有之，……麇集於腦海（即無意識的“深淵”）中的意象所經歷的形變是無意識的，而對這些意象的控制是有意識的。同②第86頁。這種說法比較符合實際，下面不妨以一個故事為例作具體說明：

唐代有位高僧香嚴閒禪師，一天，他和另一位和尚一起登臨廬山。兩人一路談天說地，頗為投契，香嚴閒禪師發現這位同行者絕口不談國事，而他已從傳聞中得知此人是位不尋常的人物：他原名叫李忱，是憲宗皇帝的第十三個兒子，當今武宗皇帝的叔父。他放棄王公的富貴榮華，隱姓埋名，來到深山古剎，出家為僧，過著暮鼓晨鐘的生活，老禪師心想，這麼一個人物，他的內心果真斷絕一切世俗之念了嗎？

兩人走了一程又一程，峰迴路轉，著名的廬山瀑布忽然展現在眼前，自然想到李白的名句：“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這壯美奇觀的景色引得老禪師詩興大發，他忽然心生一計，說道：

“怪不得古來多少詩人來到這裡，都要歌詠瀑布，老僧才疏學淺，此時也想得兩句詩，可是下韻就接不上了……”

李忱也隨之興起，說道：“師傅既然雅興，咱倆何不聯句，師傅先吟上句，小僧來續下聯便是。”

香嚴閒於是朗吟道：“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

李忱玩味著豪邁的詩句，一股按捺不住的激情在胸中翻騰，也高聲吟誦道：“溪間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做波濤！”

香嚴閒禪師聽完下聯，不覺一愣，這詩句好大氣魄，再一想，不由一驚，面前這個人絕非等閒之輩，小小“溪間”怎能留得住他，他本是大海蛟龍，終究是要回歸大海，掀起萬丈波濤的呀！接著香嚴閒哈哈大笑起來，李忱很是奇怪，問道：“師傅何事大笑？”香嚴閒風趣地說：“您這兩句詩，倒使我記起白居易的兩句詩來：‘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間’，你們兩個，一個想留山上，一個要衝下山去，可叫老僧何去何從呀？”

李忱猛然省悟，剛才的詩句洩露了自己內心的隱情，他不能忘記父親憲宗皇帝是被宦官謀害的，當今武皇帝也是在腥風血雨中登上寶座。……自己很想有所作為，重振大唐江山，然而，他覺察武宗嫉忌自己的才能，為韜晦計，他才遠離朝廷，到此為僧。然而他身在山林，心懷魏闕，正像那狂瀉的瀑布，總想“歸大海”“做波濤”，這個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情，不料竟在即興吟詩之間宣洩出來。後來，李忱經“千巖萬壑不辭勞”的奮鬥，終於接替武宗登上帝位，成為歷史上的宣宗皇帝。《詩中見真情》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