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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好，並不想到此外任何好聽的大道理。吃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鬥起來就和喉幹舌敝時候不同，所以吃西瓜和抗敵的確有關係，但和應該怎樣想的上海設定的戰略，卻是不相干。這樣整天哭喪著臉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

然而人往往喜歡說得稀奇古怪，連一個西瓜也不肯主張平平常常的吃下去。

魯迅不否認吃西瓜與愛國有關係，但他認為吃西瓜有吃西瓜的生理、心理學的規律，那就是“口渴，要吃，味道好”，這樣吃進去就容易被消化、吸收。可見吃西瓜純是出於一種生理的需要，也是一種口腹之享。至於吃西瓜與抗敵救國，雖不能說風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終隔一層，吃西瓜時恐怕連想都沒有想，而愈是不想，愈不意識到這種關係和聯絡，愈不懂得吃西瓜的目的性，吃西瓜的效果便愈好，因而吃西瓜的目的就愈能達到——“吃過西瓜，精神一振，戰鬥起來就和喉幹舌敝時不同”。可見抗敵救國這個政治目的，只能透過吃西瓜本身的規律，間接地達到。如果不這樣，不承認吃西瓜本身有什麼規律，而簡單地讓抗敵救國直接干涉、參與和作用於吃西瓜的過程，那就會事與願違，勢必“整天哭喪著臉去吃喝，不多久胃口就倒了，還抗什麼敵”。這時候連抗敵救國本身也不存在了。我們還可以吃飯為喻。誰都知道，吃飯是為了活著，而不是活著為了吃飯。但具體到吃飯的時候，誰會注意到吃飯的目的呢？人們在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根本不會去注意和考慮要達到什麼目的，這時起作用的只能是食慾和饞欲，這便是吃飯的規律。詹姆士說得十分直截了當：“當人吃飯的時候，一萬萬人中沒有一個會想到它的有用。他所以要吃是因為食物的味兒好，使他吃了還要吃，假如你問他為什麼還要再吃像這樣滋味的東西，他不會尊重你是一個哲學家，而要笑你是個傻瓜，那香味的感覺和此感覺所喚起的動作之間的連結對於他是絕對的、自然而然的。那是最完備的一種先天的連結，它本身就是證明用不著旁的證明。”《瘋狂心理》英文版第133頁。心理學家證明，對於行動的強烈慾望“不一定意味著我們知道這類行動的最終目的、目標和後果。就連所謂‘生物組織需要的動機’也是如此。我們因為感到餓而吃東西，不是因為得到營養而可以生存”。《心理學綱要》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下冊第360頁。這些說法是實事求是的，是沒人能夠否認的。所以吃飯雖是活著的手段，但在真正吃飯時，它卻由手段轉化為目的了。豈止吃飯，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總體上愈是目的明確，愈是有意識的，那麼完成總體過程中的個別成分就愈是無目的，愈會無意識地進行，就連活著也是如此，人不是首先必須弄清楚為什麼活著才活下去的，人活著常常是不自知的，人並不時時考慮生活的目的，然而人仍然會長久地活下去的。這叫為生活而生活。為生活而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這同樣適用於創作。創作是有社會目的的，但在實際的創作過程中，創作本身卻成了目的，只有這樣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較好地達到社會目的。格羅塞早就提出這樣的觀點：“人們致力於藝術活動最初只是自己直接的審美價值，而它們所以在歷史上被儲存下來和發展開去，卻主要地因為具有間接的社會價值。”他所說的審美價值即藝術本身的價值，也就是為藝術而藝術的意思。他接著發揮說：“我們的確有權利要求藝術去致力於社會功效的方面——就是，在道德方面的，因為藝術是一種社會的職能，而每個社會的職能都應該效力於社會組織的維繫和發達，但是我們倘使要求藝術成為道德的，或者正確一點說，成為道德化的，那我們就不對了，因為我們的那種要求等於使藝術不成其為藝術，藝術只有致力於藝術的利益的時候，才是藝術最致力於社會利益的時候。”《藝術的起源》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340頁。廚川白村也主張“為藝術而藝術才能盡到為人生而藝術”。郭沫若曾說：“有人說文藝是有目的的，此乃文藝發生後必然的事實，為藝術的藝術與為人生的藝術，這兩種派別大家都知道是很顯著地爭執著。其實這不過是藝術的本身與效果上的問題，如一棵大樹，就樹的本身來說並非為人們要造器具而生長的，但我們可以用來製造一切適用的器物。”《文藝論集》第88—89頁。就是魯迅自己也是這樣主張的。他在談木刻的一封信中強調指出：“木刻是一種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錯的，但萬不要忘記它是藝術。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為它是藝術的緣故。”《致李樺》1935年6月16日。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以最明確的語言這樣寫道：“作家絕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無論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