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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沒打過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請人轉達，要麼就趁接送Caresse的時候順便說了。糾結了一晚上，覺得老這樣憋著太傻了，而且還要抓緊時間給Caresse申請旅行證件。勉強等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半，想他應該起來了，就在辦公室裡打了他的手機。電話響了很久才接起來，他說“喂”，聲音聽起來明顯剛剛睡醒。

我說：“你好。”

他聽出我的聲音，回答：“嗨，e。”

“在睡覺嗎？我吵醒你了？”

“已經醒了。”

有短短的幾秒鐘時間，他的聲音讓我忘記了想好了要跟他說的話，恍然間覺得自己是為了談別的什麼事情才打電話的，究竟是什麼，卻也說不清楚。

於是我說：“能不能見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談。”這跟原計劃完全不同，本來是想在電話上幾句話解決的。

他回答：“我現在不在紐約。下週回來，我們可以一起吃頓飯。”

我想告訴他：好的，我等你回來。話沒說出口，聽見電話那頭傳過來很輕的女人的聲音，好像是在問他在幹什麼。

“你不是一個人？”我問他。

他沒回答，似乎捂住電話跟那個女人說了句什麼，然後又回到線上。

“我打電話來的時間不對，真的對不起，”我道歉，回到原計劃上來，對他說，“九月下旬我想帶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你一個人帶她坐飛機沒問題嗎？”

“應該可以，我朋友送我們到機場，我爸爸會在上海那邊接。也沒有很多東西。”

他沉默了一下，說：“好的。我暫時沒辦法回來。如果急的話，我會把需要的東西交給律師，授權書或者別的什麼，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聯絡。”

我回答：“謝謝，再見。”

他也說：“再見。”

當天下午，他的律師給了我正式的授權，明示享有共同監護權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監護人帶出境。不過那份東西不單是那麼簡單而以，上面仔仔細細的列明附加條件，比如：在國外逗留多長時間（要有兩個人往返的機票作證明），每隔多久通一次電話，另外還要求我為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產外加銀行戶頭。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他接受了律師的建議。拋開一本正經的法律術語不提，那些條款讓整件事情看起來跟小學生在桌子上畫三八線差不多，同時又多少顯得有點酷。我全部照辦，不管怎麼樣，我走定了。

本以為我們會在九月十七日再見，因為那一天是分居滿一年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簽字離婚的日子。不過，十四號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電話，跟我說，Lyle人在蘇黎世，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回來，他那方面的律師打電話來詢問，是照原來的計劃十七號簽字，還是等一等，直到他回來。我回答：“照原計劃。”

簽字的場面沒什麼特別，兩個人甚至都用不著見面。我在MacDenton律師行的會議室裡簽字，Lyle隔著一個大西洋和六個小時時差，所以，用的是傳真。

於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多，帶著Caresse在JFK機場登機的時候，我剛好過了二十七歲的生日，也剛好了結了我的婚姻。我們要坐差不多十四個小時飛機，在北京首都機場轉機，到達上海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晚上十點多了。這條路線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國時走的剛好相反，那個時候是上海——北京——紐約，然後坐長途汽車到波士頓。走出國際到達口的時候，我甚至有點緊張，怕看到爸媽會哭，但事實是，隔了太久了，就不會再哭了。

我跟爸媽擁抱，把Caresse介紹給他們，這還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小朋友的真人。剛開始Caresse還是笑笑的，但無論如何都不讓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但他們總想抱她，她索性放聲大哭起來。幾次這樣下來，大人們也只好放棄了。

“這樣哭法，馬路上人家看到還以為是拐來的來。”我媽有點不高興。

第一夜，因為時差的關係，　Caresse很是興奮，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快到兩點，才在我身邊睡了。我還是睡不著，在房間裡亂轉。我出國之後，爸媽搬過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間屋子，完全陌生的房間。沒有衣櫥，沿牆一溜書櫥，擺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書，只有那裡有一些我熟悉東西：我小時候的影集，上中學時同學間寄來送去的賀卡和信件，還有一紙盒舊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