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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名軍火製造者，經四海為家的阿爾弗裡德·諾貝爾長期處境微妙，現在則可以完全站在瑞典人的立場上，把他的思想放在國防上，正象他的父親伊曼紐爾當年那樣，曾在先前發展了他的“保衛自己親愛的祖國免受強敵侵犯的方法”。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寫道：“假如說有一種工業部門應該完全不依賴國外供應的話，那麼，它就明顯地是國防部門；由於在瑞典有著彈藥工廠，如果不使它們保持發展，那將是既可惜又荒唐的。……我們是為了生活而接受定貨的，但我們的目的是去創造，而不是沿著祖先們的腳印走。”

在他所經營和負責的一切事務裡，諾貝爾要求的是最好的勞動、原料和產品。在博福斯的情況也是這樣。只要提一下，他此時對博福斯命運攸關的領導，是這座工廠整個發展的轉折點，也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車間建築、機器和生產方法都被擴大和現代化了，產量也由於採用新的方法而增加。與此同時，這家企業的財政地位，也透過新的投資而建立在健康的基礎上，諾貝爾曾以股票的形式貢獻了二百五十萬克朗。有充分的理由這樣說：博福斯在後來六十年間所經歷的良好發展的基礎和基本條件，都是由諾貝爾本人在他生前所奠定的。當他的一名助手，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他要求別人行動精確、語言明瞭，而且總是很急迫。人們必須十分注意領會他十分活躍的思想，以及留心他那些經常突然出現、然後又很快消逝的可驚的一剎那間的念頭。

目前，這家公司改名為“博福斯公司”，包括它獨家擁有的一些附屬公司在內，是一家有著一萬三四千名工人和大約五億克朗總資產的大型公司。除了製造著名的軍用材料以及由附屬有“博福斯諾貝爾克魯特公司”生產的炸藥外，近幾年來切變化和過程，和物質不可分離。運動是物質的運動；物質，它還補充製造其它化工品和醫藥材料，這些都完全符合諾貝爾的興趣。

諾貝爾生前，博福斯和比耶克博恩都處在大路旁邊。當他還能夠在那裡工作的時候，他對周圍的環境，總有一種如在家鄉的感覺。

諾貝爾在給索爾曼的信裡曾經寫過：“我從不借用的兩件東西是金錢和方案。”毫無疑問，這兩種東西對他來說，都是綽綽有餘的。然而，使這位發明家越來越感到致命般痛苦的，是時間、睡眠、健康和平靜的不足。他一生不得休息的狀況，現在要來算帳了。儘管他不斷表示相反的願望，但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六年，對於“那些迫切要求改變和完善的事情”來說，的的確確是其一切圖謀、規劃和期望的程序中大變遷的年頭。這些事情分佈在地上、地下、海洋和天空。他曾用五種語言在日記、報告、草圖和信件裡，在詩歌和散文裡，以及在數字和統計表裡，親手將這一切寫了下來。在他生前最後的兩年中，大量檔案都注有日期，只有幾周時間的間隔，那是由於他從聖雷莫到巴黎、布魯塞爾、蘇黎世、柏林、漢堡、倫敦、斯德哥爾摩和博福斯進行沒完沒了的巡視旅行，以及由於到埃克斯累班和卡爾斯巴德等休養地而中斷的。在這些休息所裡，他由於病症日趨惡化而去瞧醫生和專家，然而，他對他們的勸告既不相信也不遵守；他的信件還證明，他對於一項為了“很好地休息和關心我的健康”的決定，也從未照辦。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個界限。這位現在將近六十三歲的人，幾十年來那種永不枯竭的智力和一往無前的精力，使得他周圍的人感到驚佩。似乎難以置信的是，他的意志力量和堅忍精神竟然能將被他無情使用的這艘破船維持得那麼長久。

諾貝爾在一八九六年同索爾曼一起度過了他最後一個夏天和秋天。當他在比耶克博恩和博福斯鼓勵和指導廣泛的技術工作時，他被那裡懂得的助手們看成是一個內行。九月份，他的哥哥羅伯特死了。他自己在遭到他稱之為“尼夫爾海姆鬼魂的來訪”的病痛（嚴重的偏頭痛和血管痙攣症）後，他終於明確認識到必須採取措施。他到南方並在巴黎請專家進行了診斷。他被告知說，他得的是一種厲害的心膠痛症，因此他必須絕對休息；這句話所掩藏的意思是，現在是準備後事的時候了。

現在舉世皆知的他那份處理身後財產的遺囑，是在一八九五年患病初期起草好了的，並且存放在他出生的城市斯德哥爾摩的一家銀行裡。這件事可以被看成是他認為自己真的屬於那個城市的暗示。他現在想：有必要與一兩位可靠的朋友，包括路德維格的兒子、他那位在聖彼堡石油公司當頭頭的侄兒伊曼紐爾，談談這件事，然後去一趟巴黎。醫生們的判斷，還使他採取了在那種情況下很不平常的另外一些行動；這些行動別的姑且不談，卻一點也顯示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