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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她已經打定主意，要為這種思想而工作。

然而，直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大約是在一八九二年，當她於伯爾尼和蘇黎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與諾貝爾相處的時候，就和平事業交換思想與信件的事，才算真正開始。如果注意到他們之間的會見是依諾貝爾的典型脾氣安排在蘇黎世湖他為之驕傲的那艘鋁製遊艇上，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這時候的伯莎·馮蘇特納，已經成為有著幾部著作的著名女作家了。她的書，包括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那本曾引起很多議論的和平呼籲：《放下武器》。她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和平之友協會”，並且成為當時正在進行中的第四次世界和平大會的領導成員。她對於自己的信仰與宣傳，幾乎是一個狂熱者；從那時候起，她煽動著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熱情，並且在對於這一運動有意義的幾年鬥爭中，一直不斷向他通報她的活動以及她的追隨者們的情況。她經常向他提供大量的剪報、宣言、呼籲書和小冊子，以便使這個有錢的單身漢象她給其寫信的很多別的人一樣，不能忘記在這項有價值的事業中需要花費大量的錢。因此，正是在這幾年裡，即從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期間，而可能不會是更早的時候，她在和平問題上，或者於他在遺囑中寫上了關於和平獎金的條款這一點上，可以被認為是曾對諾貝爾的態度起過影響作用的人。

從諾貝爾的書信中可以看出，儘管他健康狀況不佳，並且有著很多各種急迫的事情要作，他仍然與其他一些為和平運動工作的理想主義者們保持著接觸。早在一八八五年四月，也就是在與伯莎·馮蘇特納於巴黎相會之前的兩年多，他在給比利時的一位和平倡導者的信中寫道：“我越來越多地變成一個哲學家了。我對於未來的夢想，與迪奧克萊蒂安那塊用忘河之水澆灌的捲心菜園有點不同。我聽到的炮聲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奪與得到許可的報復越多，我的這種夢想也就變得更加栩栩如生和強烈難忘起來。”他在一八八六年一月給一位英國朋友的信中寫道，他對於“在這個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夠看到開放得象玫瑰花那樣鮮紅的和平之花，抱著越來越真誠的希望”。

一八九一和一八九二年是重要的兩年，因為諾貝爾關於解決和平問題手段的思想，在那時已經成熟到他覺得能向私人朋友以及幾位和平運動的代表來闡述它的程度。在這裡只能將這些信件和宣告的梗概簡單地摘述一下。雖然他的這些思想是高尚與理想主義的，但卻構成了一種擺脫幻想的觀點，諾貝爾是以現實主義的思想出現在這方面的；此外，這些觀點也許正是和平獎金思想的核心。

伯莎·馮蘇特納總是感情激動、羅羅嗦嗦地鼓吹著一些崇高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他以尊敬而客氣的態度給她寫信，但卻有著很多反對的意見。在和平目的的重要性與渴望實現這些目的的緊迫性方面，他完全同意她的觀點；但是，對於她和各種和平組織打算採用的方法，他卻深表懷疑。她與這些和平組織關於總裁軍的思想，被他認為是不能實現的而加以拒絕。一八九一年，她在寄去很多政策宣告之後，接著要求他為在伯爾尼舉行的和平大會捐獻經費，她接到的錢數較少，並且還附來了下面一段話：

“我認為缺少的不是金錢，而是一個真正的綱領。只有良好的願望，並不能確保和平。同樣，宴會和冗長的講話也無濟於事。人們必須拿出一個能為那些有好意的政府所接受的計劃來。裁軍的要求，實際上只能使自己成為荒謬可笑的，而不能使任何人得到任何好處。關於立即建立一座仲裁法庭的呼籲，將同上千種偏見發生衝突，並使一切有野心的人都變成你的敵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人們必須以適度的開始為滿足，並且按照英國的法制去做，在英國的司法中遇到難以決定的案件時，就制定一些只在兩年或一年內有效的臨時法。我不認為會有很多政府拒絕考慮這樣一種溫和的建議，如果它能夠得到傑出的政治家們支援的話。例如，要求歐洲各國的政府接受為期一年的約束，能將它們之間發生的各種糾紛，都提交到為了這一目的而建立的仲裁法庭上去；或者，如果它們拒絕這樣作的話，至少能在同意的時間內，不採取任何敵對行動，這種要求並不太高。這看來是件小事，但只有透過滿足於這種很小的進展，人們才能夠取得重大的結果。一年的時間，在國家生活中是無足輕重的，甚至就連那些最好鬥的部長也會說，在需要使用暴力破壞這項短期協議的時候，一年時間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價值。當限制期滿時，各國將急忙把這項和平協議再延期一年。就這樣在不造成任何擔憂和幾乎是察覺不到的情況下，就可以取得長期的和平。只有到了